江西
公元前18世纪，巴比伦城，一名医生俯身检查病人的伤口，旁边却站着一位念诵咒语的祭司。两个人都在“治病”，方法却完全不同。这种场景，正是古代两河流域医学最真实的缩影。
巴比伦医学并不是凭空出现的。早在苏美尔城市兴起之时，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便形成了较稳定的农业社会。城市、文字和分工逐渐成熟，疾病也不再只是家庭内部自行处理的问题，专门诊治病人的人开始出现。
不过，早期医学离不开宗教观念。洪水、旱灾、雷电和疫病常常被认为是神灵意志的表现。人们相信星辰运行会影响季节，季节又会影响人体，于是观察天象、判断吉凶，成了认识疾病的一种方式。
这套观念并非毫无现实基础。巴比伦人确实注意到了季节变化与发热、肠胃不适之间的联系，也知道饮食、环境和生活习惯会影响健康。只是他们还无法解释病菌、感染与器官变化，只能把许多现象归于神意。
有意思的是，巴比伦社会后来形成了两类不同的医者。一类被称为“阿苏”，主要依靠草药、敷料、清洗和实际经验治病；另一类更接近祭司和驱魔者，负责祈祷、占卜与驱除所谓的邪灵。两者并非截然分开，现实中常常共同参与诊疗。
病人进门后，医者会观察症状、询问病情，再决定是敷药、包扎，还是举行宗教仪式。某些药方使用植物、矿物和动物性材料，说明他们已经在长期试验中积累了经验。至于疗效，则要具体分析，不能因为药方被记载，就认定它们都真正有效。
巴比伦医学的一大变化，是疾病开始被当作可以观察和判断的对象。医者会记录病人的体温变化、疼痛部位、皮肤颜色以及病情走向，并据此推测预后。这样的做法，已经不同于单纯祈求神灵。
在汉谟拉比统治时期，医生更成为一种受到法律约束的职业。汉谟拉比约在公元前1792年至公元前1750年间统治巴比伦，现存《汉谟拉比法典》中，有多条内容涉及医生的收费与责任。
法典规定，医生为不同身份的人治病，收取的报酬并不相同。给自由民治疗，费用较高；给社会地位较低的人或奴隶治疗，报酬则有所区别。这种规定体现了当时鲜明的等级制度，并不能简单说成“人人平等的医疗”。
更值得注意的是，医生若使用青铜刀进行手术，造成严重后果，也可能受到严厉惩罚。法典中甚至规定，若医生使自由民死亡或失明，可能被剥夺相应身体部位。这样的条文当然残酷，却也说明医学已经进入了责任明确、收费公开的阶段。
“赤脚医生”这个说法，只能作为今天便于理解的比喻，不能当作巴比伦人的正式称呼。古代巴比伦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赤脚医生制度，但在城市之外，确实存在依靠家传经验、草药知识和简单器械为乡民诊治的人。
他们未必受过完整训练，也未必拥有固定诊所，却熟悉当地植物，知道如何处理割伤、骨折和常见炎症。遇到难以处理的病症，才会把病人送往城市，寻找更有名望的医者。这样的民间医疗，是专业医学尚未普及时不可缺少的补充。
巴比伦人还留下了重要的医学文献。后世所称的《诊断手册》，并非公元前3000年便已经完成，而是大约在公元前11世纪的新亚述时期整理成书，传统上与祭司兼学者伊萨吉尔金阿普利有关。它按照症状推断病情和预后，内容涉及发热、皮肤病、妇科疾病以及神经方面的异常。
这部文献中既有祈祷和占卜，也有细致的症状观察。它最有价值的地方，不在于完全摆脱巫术，而在于把疾病表现、判断过程和可能结局记录下来。经验一旦被文字固定，就能被后人比较、修正和传授。
因此，巴比伦医学的进步不是突然完成的。它从神灵解释出发，经过祭司仪式与民间经验的交织，逐渐形成了医生、药方、诊断和责任等要素。那位在村落里替人清洗伤口、调配草药的普通医者，或许没有显赫身份，却已经站在医学职业化的门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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