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国同步签字，重要联盟在中国成立，联合国也派人见证

9月10日，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江苏连云港举行。

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小洪出席大会并致辞。

表面上看，这是各国又多了一个反诈合作平台。但真正值得追问的是：当今国际社会并不缺分歧，为什么到了打击电诈这件事上，几十个国家却愿意迅速坐到一张桌子前？这个平台为什么由中国发起？它究竟能改变什么？

以前提到电信诈骗，很多人脑子里还是那种画面：几个人租间房子，弄几部手机，照着话术一本正经地骗人。现在早不是这么回事了。

今天的大型跨境诈骗团伙，已经越来越像一家运作成熟的公司。前端有人负责引流，有人研究话术，有人维护技术平台；中端有人提供银行卡、手机号、个人信息；后端还有专门负责地下换汇、虚拟货币和洗钱的团队。

甚至诈骗人员本身，也可能是被虚假招聘骗进园区后遭到控制的人。

更麻烦的是，这家公司偏偏没有固定“总部”。受害者可能在一个国家，诈骗窝点设在另一个国家，服务器放在第三个地方，收款账户散落在更多地区。

一笔钱刚被骗走，几分钟之内就可能被拆成很多份，经过大量账户和不同渠道转出去。这就是跨境电诈过去最依赖的一层保护：警方有边界，犯罪链条却可以跨边界。

一国警方查到人，可能没法直接去另一个国家抓；查到资金，钱已经进入其他司法辖区；一个园区被打掉，背后的团队又迅速寻找监管薄弱的新地点。过去那种“一案一协调”的模式，面对这种产业化网络，往往容易慢半步。

而骗子赚的，恰恰就是这“半步”的钱。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最新报告显示，2025年东亚、东南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范围内，诈骗造成的损失估计达到883亿至1141亿美元。而该机构此前对2023年同区域相关诈骗损失的估算为180亿至370亿美元。

两组数据覆盖范围并不完全相同，不能简单直接同比，但有一点很清楚：跨境网络诈骗已经形成了规模巨大的地下经济，且仍在急剧扩张。

也正因为如此，这次46个创始国走到一起，并不需要先解决彼此之间所有政治分歧。骗子不会因为国家关系好坏就少骗一家，诈骗集团也不会按照国际阵营划分业务范围。

只要国内有人不断被骗，只要资金在持续外流，各国就存在一个最现实、也最容易形成共识的共同利益：把这门生意的成本抬起来。

公开信息显示，2026年7月底时已有40多个国家表态参与共建联盟；到了9月成立大会，现场已经出现46个创始国和34个观摩国。不只是首批参与者不少，旁边还有一大批国家在观察这个机制究竟怎么运转。

这背后反映出的，是原来的反诈格局正在松动。过去是哪个国家受害严重，哪个国家自己加码；现在越来越多国家发现，如果旁边还存在大量执法薄弱地区，自己打得再狠，也可能只是把诈骗集团从一个地方赶到另一个地方。

从这个角度说，46国真正要围堵的，并不只是某几个园区，而是诈骗集团长期利用的“跨境缝隙”。

接下来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出现了：全球受电诈困扰的国家很多，有能力参与跨国执法的国家也不少，为什么这次专门针对电信网络诈骗的联盟，由中国发起？

2025年9月18日，在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大会期间，中国公安部第一次公开倡议有关国家和地区共同建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

到了同年11月，中国、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在昆明召开联合打击电诈犯罪部级会议，继续就建立联盟进行磋商。到2026年9月，组织正式落地。

看起来只有一年，实际上前面的路已经铺了很久。近些年，中国先后同西班牙、阿联酋、缅甸等30多个国家开展电诈执法合作，成功将6.8万名境外涉诈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并押解回国。

尤其是东南亚方向，很多合作已经不是简单的“互通情况”，而是真正涉及抓捕、清剿和人员移交。

最典型的是缅北。2023年以来，中缅加强警务合作，共抓获移交涉诈犯罪嫌疑人5.9万余名，彻底摧毁了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

2025年初，中缅泰又建立联合打击电诈犯罪部级协调机制，针对缅甸妙瓦底地区开展集中清剿，连续进行10次联合遣返行动，妙瓦底KK园区630余栋建筑物已全部被拆除。

这些数字的意义，不只是“抓了多少人”。它真正提供的是一套经验：跨境诈骗园区怎么发现，怎样确定人员身份，怎样协调当地执法部门，怎样组织遣返，怎样处置后续案件。

这些工作看起来不如“端掉一个窝点”那么抓眼球，却决定了跨国合作到底能不能真正落地。

所以再回头看这个联盟，就会发现中国的角色出现了一点变化。过去更多是碰到一个问题，就联合几个相关国家解决一个问题；现在则开始尝试把这种双边、多边合作经验，变成一个更常态化的平台。

官方给出的定位也很明确：联盟是由中国政府发起，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具有一定行动和协调能力、专业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下一步还提出围绕重点区域、重点案件和关键链条推进常态化执法合作，并组织专业培训、联合演练。

这就不仅是在“参与反诈”了。如果这个机制能够顺利运转，中国增加的筹码也不只是多几个合作伙伴，而是在一个全球性公共安全问题上，拥有了更多议题设置、机制协调和执法合作经验。

当然，这种筹码不能被无限放大。各国仍然有自己的法律制度，联盟也不能越过成员国司法主权直接行动。但从“出了案子再找人”，变成“先把合作网络搭起来”，已经是很明显的一步变化。

联盟成立之后，谁最难受？表面看，是境外诈骗园区。但如果只是多抓掉几个园区，那还不是最关键的变化。

真正受到挤压的，是跨境诈骗过去最赚钱的一套运行方式：哪里执法弱就往哪里跑，哪个国家信息不通就利用哪个国家，哪条资金链监管松就从哪里洗钱。

说白了，它靠的是“治理差价”。以前一个国家提高打击力度，诈骗团伙往往还有办法搬家。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已经注意到，东南亚一些地区被连续清剿之后，相关犯罪网络存在向治理能力较弱地区转移、寻找新落脚点的趋势。

这和做生意寻找成本洼地，其实是一个逻辑，只不过诈骗集团寻找的是“执法洼地”。

所以这次46个创始国之外，还有34个观摩国，就显得很有意思了。成员越多，日常信息共享越顺畅，犯罪集团可以选择的安全落脚点理论上就越少。

一个园区刚刚转移，如果人员、设备、资金账户和主要嫌疑人的信息已经能够更快流转，它重新开张的代价就会明显上升。

更关键的是资金。诈骗产业为什么屡打不绝？说到底，因为利润太高。

只要被骗来的钱还能快速洗出去，只要地下钱庄、虚拟货币渠道和大量傀儡账户仍能运转，前面的诈骗人员换一批并不难。真正能够让这门生意缩水的办法，除了抓人，就是让钱变得越来越难拿到手。

因此，这个联盟未来究竟有没有分量，不能只看会议开得多不多。

要看一个国家发现资金异常之后，能不能更快让另一个国家配合冻结；要看诈骗团伙换了窝点之后，人员信息能不能同步过去；还要看那些提供技术、洗钱、偷渡、招募服务的上下游网络，能不能一起进入打击视野。

这些事情一旦做顺，过去诈骗集团赖以生存的时间差、信息差和管辖差，都会开始缩水。

这也是为什么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国际组织代表出现在连云港值得关注。到场见证并不等于联合国直接领导这个联盟，更不能简单理解成某种政治“站队”。

它首先说明了一件事：跨境电诈已经不再被当成某几个国家自己的治安麻烦，而是在被越来越多机构视作需要国际协作处理的公共安全问题。

从这个角度看，这次变化真正压缩的，不是哪一个国家的空间，而是犯罪网络利用国家之间治理断层获利的空间。

联盟成立容易，真正到了案件上，还要面对证据标准不同、数据跨境受到限制、资产处置规则不一、嫌疑人移交程序复杂等一连串麻烦。一些诈骗网络背后还可能牵涉地方腐败、地下金融和人口贩运，绝不是开几次会就能解决。

所以，9月10日连云港发生的事情，更像是改变了一场长期较量的起跑方式，而不是提前宣布胜负。诈骗集团过去最大的优势，是跑得快，而且善于在国界之间找空当；现在，46个创始国尝试做的，是让执法合作也跑得快一点。

最后这个联盟有没有用，其实不用听多少漂亮话。看三件事就够了：下一批诈骗窝点转移之后还能不能轻松落脚，赃款跨境之后还能不能迅速消失，以及那些过去觉得“跑出这个国家就安全了”的人，还能不能继续这么想。

如果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开始发生变化，那么这次在中国成立的，就不只是一个名字很长的国际组织。对跨境电诈来说，那才是真正麻烦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