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老红军写信向华国锋要求安排工作，华国锋：你去当省委书记吧

1976年冬，北京，华国锋收到一封来自老干部的信。信写得不长，意思却很明确：希望组织重新安排工作，自己还能够为党和国家做事。

写信的人叫谭启龙。这个名字在地方干部队伍里分量很重，但在当时的处境下，他已经离开领导岗位。对一位参加革命多年的老红军来说，重新提出工作请求，需要的不只是勇气，也有对自身身体和能力的判断。

华国锋看完信后，没有把它当作普通来信处理。他很清楚，谭启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老干部，更不是只凭资历提出要求的人。两人见面时，华国锋说明，各地领导班子已有安排，随后提出：“您到青海去，担任省委书记，怎么样？”

这并不是破格提拔。

谭启龙早年长期在省级岗位工作，担任过浙江、山东等地的主要领导。让他到青海，更多是一次新的工作调动。青海地处西北，条件艰苦，经济基础薄弱，民族地区工作又十分复杂。这样的安排，既体现了信任，也意味着新的考验。

有意思的是，谭启龙与毛泽东的交往，起点并不在高级会议，而是在一次地方工作接触中。

谭启龙是江西永新人。少年时代家境贫寒，十岁左右便给人放牛。大革命时期，革命队伍进入永新，少年谭启龙参加儿童团，后来逐步走上革命道路。那时的他年纪不大，文化基础也有限，却有一股农村青年少见的干劲。

土地革命时期，永新县曾召开有关查田工作的会议，谭启龙作为代表参加。那是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年轻人难免紧张，毛泽东没有马上追问工作，而是先问他的家乡和经历。

谭启龙如实讲起自己放牛、参加儿童团的经过。毛泽东听后，称他是“放牛娃”，并提醒他，参加革命不仅要肯干，还要学习文化，不能只做一个有经验的干部，还要成为有知识的革命者。

这番谈话给谭启龙留下了很深印象。后来在苏区工作期间，两人再次见面，毛泽东仍会叫他“放牛娃”。这个称呼看似随意，实际上包含着对其出身、经历和成长过程的记忆。

谭启龙并非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辗转于山东、华东等地，在部队和地方承担重要任务。解放战争后期，他曾任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他转入地方，成为主政一方的干部。

1952年，谭启龙担任浙江省委主要负责人。毛泽东到浙江视察时，两人再次见面，距离瑞金时期已经过去近二十年。毛泽东见到他，仍以“放牛娃”相称，并谈起当年那个年轻的红小鬼。

谭启龙向毛泽东汇报浙江工作时，谈到农村、工业和群众生活等问题。毛泽东借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诗句，提醒他，对敌斗争要坚定，对人民群众则要甘当“孺子牛”。

这句话并非一般性的勉励。省级领导面对的事务极其繁杂，政策能否落地，往往取决于干部是否真正了解基层。谭启龙长期出身部队，又有地方工作的经历，毛泽东对他的要求，显然不只是完成任务，还包括作风和立场。

1957年，谭启龙调任山东省委主要负责人。毛泽东到山东视察时，再次提到“放牛娃”。多年过去，称呼没有改变，说明毛泽东一直记得这位早年参加革命的年轻人。

特殊历史时期，谭启龙也受到冲击。1968年，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曾询问谭启龙是否到场，并说他是“红小鬼”、放牛娃，究竟有什么问题。这番话使谭启龙的处境出现变化，也让外界再次注意到他早年的革命经历。

遗憾的是，谭启龙后来仍离开了领导岗位。但他没有把离岗看成革命生涯的终点。到1976年，他已经六十多岁，仍认为自己熟悉地方工作，身体也能够承担责任，于是给华国锋写信，提出希望重新工作。

华国锋与谭启龙交往不多，却知道他的履历和能力。青海当时需要有经验的干部主持全局，谭启龙长期担任省级领导，既懂地方治理，也有处理复杂局面的经历，因此被安排前往青海。

这次任命的意义，不只在于一个老干部重新回到岗位。更重要的是，谭启龙没有把自己的革命资历当成待遇凭据，而是接受了西北地区的实际任务。到青海后，他面对的是交通不便、工业薄弱以及多民族地区治理等一系列现实问题。

1979年，谭启龙调任四川省委主要负责人，继续承担地方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重任。四川人口多、地域广，省内差异明显，工作难度并不亚于青海。他在新的岗位上又工作了几年。

1985年，谭启龙考虑到年龄和身体状况，准备退下来。邓小平曾征求他的意见，问他愿意进京、去杭州，还是留在四川。谭启龙思考后，选择回到山东生活。此后，他在山东度过晚年，2003年去世，结束了从放牛娃、红小鬼到兵团政委和省委书记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