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9年夏，庐山会议之后，北京中南海的军委机关开始调整。彭德怀不再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林彪接替相关职责。由于身体状况和工作安排，军委日常事务并非完全由林彪亲自处理，而是逐渐集中到军委办公会议。
这个会议的成员并不算多，却都处在军队关键岗位上。罗瑞卿任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谭政任总政治部主任，杨成武任副总参谋长，萧华任军委副秘书长兼总政治部副主任，邱会作负责总后勤部，肖向荣则主持军委办公厅工作。
有意思的是，几个人履历虽不完全相同，却有一个醒目的共同点：大多出身于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红一军团长期活跃在中央苏区和陕北根据地，干部数量多，战功突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军队系统中影响很大。
军队用人从来不只是看个人能力，也会受到历史渊源、工作经历和组织信任的影响。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时，比较强调各路红军干部共同参与，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以及红三军团，都有人进入重要岗位，构成相对多元的格局。
1959年后的变化，因此格外容易被注意。军委办公会议成员集中来自红一军团，使“主力出身”与“重要岗位”之间形成了更紧密的联系。这样的安排未必能够简单归结为某个人的主观设计，但从干部来源看，确实呈现出明显倾向。
这里还要说明一个容易混淆的地方。红三军团后来并入红一方面军，但它本身有独立的战斗传统和干部系统。人们谈论“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时，往往不是单纯区分番号，而是在说不同的历史班底。
到了1960年5月，副总参谋长张爱萍被增补为军委办公会议成员。这个调整看似只是增加一名成员，实际却有两层意味：一方面，张爱萍分管军事行政和武器装备，工作本就同军委日常运转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他出身红三军团，进入会议后，至少在干部来源上增加了一种平衡。
张爱萍不是军委系统的边缘人物。他长期从事军事指挥、装备和国防科技工作，对军队建设有自己的判断。把这样一位干部纳入办公会议，既符合工作需要，也让外界看到，军委日常机构并非完全封闭在同一条历史脉络之中。
不过，这种补充并没有立即改变整体格局。20世纪60年代，军队重要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仍有相当一部分来自红一军团。总参谋部几经调整，罗瑞卿、杨成武、黄永胜先后担任主要职务；总政治部则经历罗荣桓、谭政、萧华等人的更替。人员在变，来源上的连续性却很突出。
罗瑞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时，张爱萍对他的评价并不低。张爱萍曾说，罗瑞卿“有魄力，有干劲，能决断，雷厉风行”，并且对下属比较信任，能够放手让人办事。这样的评价，说明两人的关系并非只停留在组织安排层面。
后来，两人都受到腿疾困扰。1974年以后，张爱萍曾在福建疗养，听说当地有一位医术不错的老中医，便想到尚处于特殊处境中的罗瑞卿。张爱萍邀请他一同前往，这个细节很小，却能看出私人交往中的信任。
“那里有位老中医，或许对你的腿有帮助。”张爱萍曾向罗瑞卿转达这样的意思。对当时的罗瑞卿而言，能够离开原有环境、接受正常治疗，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张爱萍愿意主动相邀，显然带有超出一般同事关系的情分。
1977年，张爱萍担任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后，在有关人事讨论中推荐罗瑞卿担任军委秘书长。张爱萍熟悉罗瑞卿的办事风格，认为他经历复杂，敢于负责，适合在军队工作秩序逐步恢复时承担协调任务。
从1959年军委办公会议的构成，到1960年张爱萍的增补，再到后来军队领导层的多次变动，背后反映的并不只是几个人的进退。红军时期形成的山头、战区和部队传统，在新中国成立后并未马上消失，而是以干部来源、工作关系和组织信任的方式继续发挥作用。
也正因为如此，张爱萍进入军委办公会议，才会被一些军队干部视为值得注意的变化。他代表的，不仅是一个具体岗位上的工作需要，也使红三军团的历史背景重新出现在军委日常决策机构之中。可惜的是，这种补充并没有彻底打破此后较长时期内的来源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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