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5年8月21日，四川松潘毛儿盖附近，毛泽东、周恩来等率领中央红军踏入茫茫草地。前方没有城池，也没有摆开阵势的敌军，只有一望无际的草甸、沼泽和阴沉多变的天气。谁也没有想到，这段看似平静的路，会成为长征途中非战斗减员最严重的地段之一。
这里所说的“五六天”，是指中央红军主力穿越松潘草地的核心行程，并非所有部队都在同一天进出。不同部队走的路线、担负的任务和抵达时间并不完全相同，有的部队还要负责开路、警戒和殿后。因此，草地行军不能简单理解成“全军五天走完”，更不能拿一个数字概括所有伤亡。
草地的危险，藏在脚下。
松潘草地地势平缓，排水不畅，大片积水常年无法排出。腐烂的枯草与泥水交织在一起，表面长着一层草甸，看上去结实，实际上下面可能是深不见底的软泥。行军时不能只看颜色，也不能凭平日走路的经验判断，稍不留神，脚掌便会陷下去。
“不要踩边，跟着前面人的脚印走。”
这类提醒，在行军队伍中不断重复。先头部队往往要用木棍探路，选择相对坚实的草甸前进。可草地没有真正固定的道路，雨水一来，刚刚踩出的痕迹很快消失。后续人员面对的，仍是一片没有标记的绿色沼泽。
人陷进去尚且可以呼救，牲口陷入泥潭则更难处理。骡马和牦牛越是挣扎，身体越往下沉，拉拽它们又会增加救援者的危险。牲口一旦损失，队伍不仅少了运输力量，原本就不充足的粮食、药品和弹药，也会更加难以携带。
比沼泽更难应付的，是高原天气。
草地平均海拔较高，白天阴晴变化很快，冷雨常常突然落下。战士们穿着单薄，鞋袜和衣服一旦湿透，体温便会迅速下降。疲劳、饥饿和寒冷叠加在一起，原本能够坚持行军的人，也可能在短时间内失去行动能力。
有人误以为，非战斗减员主要来自饥饿。实际上，饥饿只是其中一环。食物不足会削弱体力，体力下降又会增加陷入泥沼、掉队和患病的可能。伤口无法及时处理，皮肤长期泡在湿冷环境中，感染、发热、腹泻便接连出现。医疗条件有限，很多小病最终会变成夺命的重病。
进入草地前，部队已经尽量准备粮食。青稞炒面、肉干和能够携带的牲畜，都是重要补给。但草地行程需要数日，人员又多，粮食很快见底。炒面受潮后结块，入口困难，许多战士只能一点点含在嘴里咽下。那不是吃饭，更像是在延缓饥饿。
野菜因此成了危险的选择。
草地上的植物种类复杂，外表相近的野草，可能有完全不同的毒性。缺乏辨认经验的战士误食后，会出现呕吐、腹泻和腹痛。有人明知食物可能有问题，仍然不愿丢弃，因为在极端饥饿面前，一口能入口的东西都不能轻易放过。
部队也曾通过试吃和记录，逐步辨认哪些植物可以食用。承担试吃的人，往往是党员、干部和有经验的老战士。他们不是不知道危险，而是没有别的办法。每确认一种可食野菜，后面的人便多了一线生机；若判断错误，付出的代价就是一个人的生命。
周恩来的经历，正能说明当时的困境。长时间工作、缺乏休息，又因误食有毒植物患病，他一度无法正常行走，只能由担架队抬行。抬担架的人同样饥饿疲惫，肩膀磨破后仍不能停下。担架不是享受，而是整个队伍用人力维持的一条生命线。
有意思的是，草地真正考验的，不只是个人意志，还有组织能力。先头部队要寻找路线，后续部队要保持联系，炊事人员要设法生火，卫生人员要处理伤病员，殿后部队还要防备敌情。任何一个环节中断，都会让掉队者更加危险。
敌军没有在草地中央展开大规模决战，却并不等于红军处在安全环境中。国民党军队的追击和封锁，使红军不能长时间停留，也难以获得当地补给。前有险地，后有追兵，部队必须在准备并不充分的情况下迅速通过。
1935年8月下旬，中央红军主力陆续走出草地。五六天的路程，压缩了无数人的体力、粮食和生命。有人倒在沼泽边，有人因疾病掉队，有人死于寒冷和饥饿，也有人为了把粮食留给战友，默默停在了队伍后方。许多遗体无法掩埋，甚至没有留下姓名。
所以，草地造成的巨大减员，并非来自一场战役，而是沼泽、雨雪、饥饿、疾病、迷路和追击共同形成的连续打击。它最凶险的地方，恰恰在于没有明显的战场界线：每一步都像普通行军，每一步又都可能决定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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