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毛泽东推崇的章士钊巨著《柳文指要》，出版时却遭康生从中作梗

1965年6月，北京，章士钊把一摞毛笔手稿送到毛泽东案头。这不是普通的文稿，而是一部研究柳宗元的百万字巨著。纸张尚未装订，字迹却端庄严整，里面凝聚着一位八十多岁老人多年不辍的心力。

章士钊与柳宗元结缘很早。13岁那年，他在长沙买到一部《柳宗元文集》，从此反复研读。柳宗元文章中的政见、气骨和议论，给少年章士钊留下深刻印象。多年以后，他研究法律、政治和历史，兴趣始终没有离开柳文。

新中国成立后，章士钊先后担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馆长。到1960年前后，他开始系统整理《柳河东集》，还曾在中国人民大学讲授柳宗元文选。对他而言，这不是晚年消遣，而是一次准备已久的学术追问：柳宗元究竟怎样写文章，又怎样理解政治、社会与人的处境？

1965年完成的《柳文指要》，分为“体要之部”和“通要之部”。上部依柳集篇目逐篇分析，下部则从政治、文学、儒佛思想以及柳宗元与韩愈的交往等方面展开论述。全书原稿22本，约百万字，既考辨文章，也讨论“文以载道”“陈言务去”等文学问题。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很早就知道章士钊在写这部书。毛泽东熟读柳宗元，也关注他在永贞革新中的政治角色，曾评价柳宗元是古代作家中少见的具有唯物主义思想和进步理论建树的人。得知书稿将成后，他向章士钊表示，希望能先读为快。

章士钊送去初稿后，毛泽东读得很细。1965年6月26日，他派人送去桃、杏各五斤，并附信说：“大作收到，义正词严，敬服之至。”这封信并非泛泛致意，而是说明毛泽东确实读过文字，对全书的基本立场已有判断。

同年7月18日，毛泽东再次致信章士钊，表示上下两部都想再读一遍，还提到“友人”也想阅读。这里的“友人”，正是当时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康生。毛泽东随后将书稿转给康生，并明确说书中“颇有新义引人入胜之处”，不要求八十多岁的章士钊改变既有世界观。

康生读完后，表面上承认著作有新意，也承认章士钊以高龄完成百万字巨著并非易事。但他随即提出，书中缺少阶级分析，不能用辩证唯物主义解释柳文，并在书稿上贴条，要求毛泽东斟酌删改。

1966年1月12日，毛泽东把康生的意见连同书稿一并退还章士钊，只说“是否妥当，请酌定”。这个处理颇有分寸：意见可以参考，改不改则由作者决定。那时，《柳文指要》已经接近出版，中华书局也开始排版，事情看似只差最后一步。

局势很快改变。1966年春，围绕“三家村”的批判扩大，学术和出版受到强烈政治冲击。章士钊意识到，自己的著作恐怕难以适应新的环境，便主动写信给毛泽东，提出撤回书稿，重新检查。他担心这部专讲古人的书，会被当作脱离现实、不能服务“新社会”的旧学问。

毛泽东于5月17日批示，提出两种办法：可以按原计划出版，也可以给章士钊一至三年时间修改，二者择一，并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阅看，同时送康生与章士钊商量。遗憾的是，书稿最终没有按原计划印出，已经排版的材料被搁置起来。

真正的阻力出现在1970年。中华书局重新排版时，康生的态度发生变化，坚持要求章士钊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改写全书。问题已经不再是个别字句，而是要不要改变一部古典文学研究著作的基本写法。

章士钊没有接受。他在残存的信稿中写道，若按康生意见修改，原作“不加改动断不可”，甚至会成为社会必须清除的“秽浊物”。他还请求毛泽东给自己三年时间补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选集》，然后再决定是否改稿。话说得很重，说明这位老学者并不愿用政治口号替代长期积累的学术判断。

毛泽东看到信后，才明确得知《柳文指要》仍未正式出版，也了解到康生一直在设置障碍。此后，他再次批转康生，要求抓紧解决。康生随后不再继续阻拦，出版工作重新推进。

1971年9月，《柳文指要》终于印行，共14册。章士钊时年90岁，距离他开始系统研究柳宗元，已经过去11年。拿到新书时，他亲手抚摸封面，又让家人一起摸，并说：“这是爷爷写的，你将来要好好读。”这句话朴素，却道出了著作能够留下来的分量。

毛泽东保存的那套书，后来一直放在卧室书架上。1972年2月27日，周恩来在上海设宴欢迎尼克松时，还专门向美国汉学家弗里曼介绍《柳文指要》，并连夜设法找到一套赠送给他。那部书后来收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

一部写柳宗元的书，经历了赞许、批评、搁置和重排，最终在特殊年代出版。它的曲折，并不只因为篇幅巨大，更因为古典学术、作者立场与时代要求之间，曾经发生过一场针锋相对的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