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年，我23岁爱上大我8岁邻居少妇，每晚偷偷去她家约会。

楔子

我叫陈默，93年生人，今年三十一了。二十岁那年，我跟着老乡从苏北农村来到这座南方小城，在建筑工地搬砖、和灰、扎钢筋，后来学了水电手艺，日子才算勉强站稳脚跟。我租住在城东那片老居民楼里，六楼，没电梯，两室一厅隔成三户，我住最小的那间，月租便宜，推开窗就能看见对面楼晾晒的衣裳和楼下收废品的老张头。

二十三岁那年，我爱上了大我八岁的邻居周姐。

她男人常年在外跑长途货运，一个月回来两三天。起初我只是帮她扛米、换灯泡、修水管，她留我吃饭，给我缝过一回工地上刮破的工装。后来，事情就越了界。每晚十一点，她家阳台的灯亮三下，我就上楼，轻得连声控灯都不惊动。

那两年，我以为这是爱情，以为等她离了婚我们就能正大光明在一起。直到那天晚上，我照常摸黑上楼，推开门，看见她男人坐在客厅沙发上，面前摆着一壶茶，两个杯子。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把茶杯往我这边推了推：“小陈，坐。等你半天了。”

我整个人钉在门口，血往头顶涌，又凉到脚底。

周姐缩在卧室门后，露半张脸，眼睛红得像桃。她男人从茶几底下拽出一个蛇皮袋，拉开拉链，里面全是我这两年的东西——我落在她家的打火机、围裙、一双旧拖鞋，甚至还有我给她买的雪花膏空瓶子。

“东西都在这了。”他声音不高，像在说别人家的事，“你拿回去。”

我张了张嘴，一个字说不出来。

“我不打你，也不闹。”他给自己续了杯茶，手很稳，“你年轻，路还长。她三十一了，跟我过了十年，该还的也还够了。但小陈，有些事，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得整整齐齐的纸，展开，是医院诊断书。周姐的名字，日期是半年前，上面写着：双侧输卵管堵塞，继发性不孕。

“我们没孩子，不是她的错，是我不行。”他低下头，“她跟你的事，我早知道了。但我得谢谢你，这两年，她笑得比前十年都多。”

他把诊断书折好，放回口袋，站起来，拍了拍我肩膀：“走吧，别回头。”

我抱着那袋东西下了楼，一夜没睡。第二天，我搬走了，换了工地，断了所有联系。我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直到七年后，2021年春天，我在市人民医院的走廊里，看见周姐坐在血液科门口，手里攥着一张住院单，头发白了一半。

她也看见了我，愣住，然后眼泪就下来了。

她说：“陈默，你能不能……帮我签个字？我男人查出白血病，要马上住院，我……我手抖得写不了字。”

我站在那，手里还提着给工友送的排骨汤，保温桶的提手硌得手指发白。七年前那个夜晚像刀刻在脑子里，可眼前这个女人的眼神，比那晚的灯还烫。

我接过了那张住院单。

签完字我才知道，她男人这七年，一直在偷偷资助我老家村里两个孩子上学——用我的名义。

有些债，你以为还清了，其实才刚开始还。

第1章 六楼的灯

2013年夏天热得邪乎，工地上的钢筋晒得烫手，安全帽里全是汗，顺着鬓角往下淌，蜇得眼疼。那会儿我刚满二十，从苏北宿迁农村出来，跟着老乡在城南一个楼盘干水电预埋，一天八十块钱，管住不管吃。住的地方是临时板房，八个人一间，晚上打呼噜放屁磨牙，翻身都得喊口令。

干了三个月，攒了两千多块钱，我寻思搬出去住。工地上一个老师傅说，城东那片老居民楼便宜，就是偏点、旧点。我休了半天工，坐了四十分钟公交过去，找了一家门口贴着“出租”红纸的单元楼。

六楼，没电梯。楼道里堆着蜂窝煤炉子和旧纸箱，墙上贴满了开锁、通下水道的小广告，声控灯得跺三脚才亮。房东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领我看房，一进门就念叨：“小伙子一个人住啊？灶台小是小点，够用。热水器烧电的，省着用。隔壁住了娘俩，不吵，你放心。”

我哪管这些，一个月三百五，押一付一，当场就掏了钱。

搬进来那天是个礼拜天，我扛着编织袋上六楼，累得腿肚子转筋，在门口喘了半天。隔壁门开着一条缝，一个小男孩探出头看我，五六岁，剃个光头，眼睛挺大，光着膀子，手里攥着半根冰棍，冰棍水顺胳膊流到肘弯。

“你新来的？”他问。

我点点头。

“你家有电视吗？”他又问。

“没有。”

他有点失望，缩回去了。

过了一会儿，门又开了，这回出来个女人，三十出头，扎着个低马尾，穿件洗得发白的碎花短袖，手里端着一搪瓷盆水，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把水泼在楼道里，水花溅到墙上，洇湿了一片。

“你是新搬来的？”她声音不高，带点皖北口音。

我说是。

她看了一眼我屋里堆的编织袋和铺在地上的凉席：“灶台你收拾了没？没有的话先来我家烧两天水，我那有热水壶。”

我客气了两句，她还是让我提了壶水过去。进了她家，屋里不大，跟我那间差不多，但拾掇得干净，桌子上铺着碎花桌布，窗台上摆了两盆绿萝，叶子油亮。墙上贴满了小男孩的涂鸦，一个歪歪扭扭的太阳，旁边写着“妈妈”。

她给我倒了水，又问：“你在哪上班？”

“建筑工地，干水电。”

“哦，”她点点头，“那辛苦。我男人也跑长途，常年不在家，你以后要是有个啥事，缺个针线啥的，喊我一声就行。”

她家男孩叫小宇，蹲在地上拿积木搭房子，搭高了就推倒，咯咯笑。她喊他：“小宇，叫叔叔。”男孩抬头瞟我一眼，又低头玩他的，嘴里嘟囔：“他不像叔叔，他像哥哥。”

她笑了，眼角有浅浅的纹路。那一笑，我心里像被什么轻轻碰了一下，说不上来。

后来我知道她叫周洁，那年三十一，从安徽嫁过来十年了，男人姓赵，叫赵大勇，跑货运，一个月回来两三趟。她不上班，在家带小宇，偶尔接点串珠子的手工活，一串一毛钱，一天挣不了十块。

我搬来第三天，晚上十一点多，听见隔壁有动静。小宇发烧，哭得厉害，周姐一边哄一边往水壶里灌热水，门开着，我看见她急得团团转。我站在门口问要不要帮忙，她说不用不用，就是退烧药吃完了，小宇烧得厉害，她得背他去医院。

我二话没说，套上鞋，把凉席底下的两百块钱揣兜里，说：“我背他，你锁门。”

那晚跑了三里地，找到一家社区诊所，值班医生给小宇打了退烧针，折腾到凌晨两点才回来。周姐一路上都在说谢谢，到家门口，她看着我，说：“小陈，你是个好人。”

我说没啥，邻里邻居的。

她让我等一下，转身进屋，拿了一个塑料袋出来，里面装着四个苹果，红彤彤的。“拿着吃，别嫌弃。”

我接了苹果，回屋躺下，怎么也睡不着，满脑子都是她着急的样子，还有她说的那句“你是个好人”。

从那以后，她家有什么力气活，我顺手就干了。扛米、换煤气罐、修灯泡、通下水道，有时候她做了饭，也会给我端一碗过来。我不好意思白吃，就买点水果、零食放门口，她见了就喊：“小陈，你又乱花钱！你攒着钱寄回家去，你爹妈不容易。”

我爹妈在老家种地，我每月往家寄一千五，剩下的除了房租和吃饭，攒不下几个。但听她这么说，心里暖烘烘的。

那年中秋，工地上发了月饼，我拿了两块好的给她送去。她正在阳台上晾衣裳，小宇在屋里看动画片。她接过月饼，低头看了半天，说：“你以后别老往我这送东西。”

“咋了？”

“别人看见不好。”她说这话的时候没看我，手在围裙上蹭了蹭。

我愣了一下，哦了一声，转身要走。她在背后说：“小陈，你晚上要是不想做饭，就过来吃，别老吃泡面，你干的是力气活。”

我回过头，她正看着我，眼神里说不清是什么。夕阳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她脸上，碎碎的，像那晚泼在地上的水花，亮了一下就没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窗外的月亮又大又圆，隔壁传来小宇的笑声和周姐哄他睡觉的哼唱。我闭上眼睛，脑子里全是她站在阳台上晾衣裳的样子，碎花短袖被风吹起来，露出一截腰。

我骂了自己一句：陈默，你想啥呢。

可第二天晚上，十一点，她家阳台的灯亮了三下。我犹豫了半分钟，还是上了楼。

门没锁，推门进去，她坐在沙发上，茶几上放着一碟花生米、两瓶啤酒。她说：“小宇睡了，今天八月十五，你一个人别闷着。”

我坐下，喝了两瓶啤酒，她喝了一瓶。电视开着，放的什么节目我全不记得，只记得她说话的声音越来越轻，最后靠在我肩膀上睡着了。她身上有股淡淡的香皂味，头发丝蹭在我脖子上，痒痒的。

我没动，坐了一整夜。

天亮的时候，她醒了，发现自己靠着我，脸腾地红了，赶紧站起来，理了理衣裳：“你……你咋不叫我。”

我说：“你睡得沉。”

她低着头，半天没说话，然后转身进了厨房，给我煮了一碗面，卧了俩荷包蛋。

我吃完面下楼，脑子里乱成一锅粥。我知道这事不对，她有男人有孩子，我算啥？可脚不听使唤，第二天晚上，看见那盏灯亮三下，我还是上去了。

就这么着，从秋天到冬天，到第二年开春。每晚十一点，灯亮三下，我上楼，天亮前下来。有时候只是坐着说说话，有时候一起看电视，有时候她靠着我睡一会儿。小宇一直不知道，他睡得早，啥都不知道。

我以为能一直这么下去。直到那个春天的晚上，赵大勇回来了。

他跑长途货运，平时一个月回来两三趟，但从来不打招呼，说来就来。那天下午，周姐还跟我说，老赵这趟去广州，得半个月才回。晚上十一点，我照常上楼，推开门，看见沙发上坐着个黑瘦的男人，四十来岁，头发乱糟糟的，面前摆着一壶茶、两个杯子。

我整个人钉在门口。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把茶杯往我这边推了推：“小陈，坐。等你半天了。”

周姐站在卧室门口，穿着那件碎花短袖，眼睛红得像桃，不敢看我。

“东西都在这了。”赵大勇从茶几底下拽出一个蛇皮袋，拉开拉链，打火机、围裙、旧拖鞋、雪花膏空瓶子，全是我这两年落在她家的东西。“你拿回去。”

我张了张嘴，一个字说不出来。

“我不打你，也不闹。”他给自己续了杯茶，手很稳，“你年轻，路还长。她三十一了，跟我过了十年，该还的也还够了。但小陈，有些事，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得整整齐齐的纸，展开。周洁，三十一岁，双侧输卵管堵塞，继发性不孕。日期是半年前。

“我们没孩子，不是她的错，是我不行。”他低下头，“她跟你的事，我早知道了。去年秋天就知道了。但我得谢谢你，这两年，她笑得比前十年都多。”

他把诊断书折好，放回口袋，站起来，拍了拍我肩膀：“走吧，别回头。”

我抱着那袋东西下了楼，一夜没睡。第二天一早，我收拾了东西，跟工头请了假，搬到了城南另一个工地。手机号换了，再没回过城东那片楼。

走之前，我远远看了一眼六楼。阳台上的绿萝还在，晾衣绳上挂着那件碎花短袖，被风吹得鼓起来，又瘪下去。

我转过头，没敢再看。

那之后七年，我拼命干活，从小工干到大工，从水电到装修，自己包活，带人，日子慢慢好起来。2018年我在城北按揭了一套小两居，把爹妈接过来住了一阵，他们不习惯，又回去了。我每月往家寄钱，逢年过节回去看看。

我谈过两个对象，都没成。一个嫌我太闷，一个嫌我老家负担重。我也不强求，心里像有个地方空了，填不上。

2021年春天，我一个工友老孙查出肝上有问题，在人民医院住院。我提了排骨汤去看他，走过血液科走廊的时候，看见一个女的坐在长椅上，手里攥着一张住院单，整个人缩成一团。

她头发白了一半，穿件灰外套，瘦得脱了相。但我还是一眼认出来了，周姐。

她也看见了我，愣住，眼泪刷地下来了。

“陈默……”她声音抖得厉害，“你能不能……帮我签个字？我男人查出白血病，要马上住院，我……我手抖得写不了字。”

我站在那，手里保温桶的提手硌得手指发白。七年前那个夜晚像刀刻在脑子里，可眼前这个女人的眼神，比那晚的灯还烫。

我接过住院单，上面写着：赵大勇，男，四十五岁，急性髓系白血病。

我签了字。

签完字我才知道，她男人这七年，一直在偷偷资助我老家村里两个孩子上学——用我的名义。

大的那个去年考上了南京的大学，小的今年读高二，成绩很好。他们一直以为是“陈默叔叔”在帮他们。

我蹲在走廊里，眼泪怎么都止不住。

第2章 走廊尽头的光

赵大勇住进血液科病房那天，我在医院待到晚上十点。老孙那边我打了个招呼，他媳妇在医院陪着，用不着我。周姐一个人跑上跑下，办手续、拿药、跟医生谈话，整个人像一根绷到极限的皮筋。

我替她排了一次缴费的队，她站在旁边，手里攥着银行卡，指关节发白。轮到她了，她把卡递过去，窗口里的工作人员刷了一下，说：“余额不够，还差八千。”

她愣住了，翻包又找出一张卡，还是不够。后面排队的人开始啧嘴，她脸涨得通红，嘴里念叨着：“我明明记得够的……昨天查还有一万二……”

我掏出手机，打开支付宝：“差多少，我先垫。”

她拦住我：“不行不行，陈默，你别……”

“先住院，别耽误。”我没理她，扫了窗口的码，把八千补上了。她站在那，嘴唇哆嗦了半天，最后说了一句：“我记着，回头还你。”

我说不急。

赵大勇躺在病床上，瘦得脱了形，脸色蜡黄，嘴唇干裂，但眼睛还亮。看见我进来，他愣了好一会儿，然后慢慢笑了，笑得有点吃力：“小陈……你咋来了。”

“在医院碰见了。”我把排骨汤放在床头柜上，“给老孙送的，匀了你一碗。”

他看了看周姐，又看了看我，叹了口气：“添麻烦了。”

“别说这些。”

那天晚上我走的时候，赵大勇叫住我，声音很轻：“小陈，那俩孩子……大的叫张雨，在南京读大一。小的叫张磊，高二。你老家宿迁泗阳的，对吧？我托人找的，没找错。”

我站在病房门口，喉咙发紧，一个字说不出来。

他闭上眼睛，摆了摆手：“走吧，明天再来。”

第二天我请了假，一早去了医院。周姐在走廊里跟医生说话，我站在门口听了一耳朵。医生说，赵大勇的情况需要尽快做骨髓移植，费用至少三十万，前期化疗和抗排异的钱另算。中华骨髓库那边已经在找配型，但时间不确定。

周姐问：“要是找不到呢？”

医生沉默了几秒：“化疗维持，但效果有限。”

她靠在墙上，半天没动。我走过去，她看见我，赶紧抹了一把脸，挤出个笑：“你咋又来了，你不上班？”

“今天休。”

她没再赶我。我陪她去食堂买了粥，她端回病房喂赵大勇。赵大勇吃了几口就摇头，说恶心。她把碗放下，坐在床边，握着他的手，一句话不说。

我站在病房门口，心里翻江倒海。

那天下午，我回了趟城东。七年没回来，那片老居民楼还没拆，外墙刷了一层新漆，但楼道还是那么暗。六楼那户，门上贴了张水费催缴单，落款是周洁。隔壁我原来住的那间，门锁着，门口堆了几个纸箱。

楼下收废品的老张头还在，头发全白了，佝偻着腰在捆纸板。看见我，眯着眼认了半天：“你是……那个小陈？六楼那个水电工？”

我说是我。

“哎哟，你走了以后，隔壁那个周姐，男人跑车，她自己带娃，苦得很。前两年小宇上初中，她找了个超市理货的活，一天站十个小时。后来她男人病了，她连班都上不了了，现在好像在医院照顾他。”

老张头叹了口气：“好人没好报啊。那两口子，都是老实人。”

我从老张头那买了一箱牛奶，又去了趟超市，买了点水果和成人纸尿裤。回到医院，周姐在病房门口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但听得出来在求人。

“姐，我知道你也难，但大勇这边真的急……三万就行，等我发了工资慢慢还……喂？姐？……”

电话挂了。她站在那，手机垂在手里，肩膀一耸一耸的。

我走过去，把东西放下，说：“钱的事，我来想办法。”

她猛地抬头看我：“陈默，你疯了吧？你凭啥？你又不欠我们的。”

“我欠。”我说，“七年前，赵哥没打我，没闹，还给我留了脸。那袋东西他完全可以摔在我脸上，但他没有。”

她愣住了，眼泪又下来了。

“再说了，”我说，“他资助那俩孩子，用的我名字。这债，我得认。”

她蹲在地上，哭出了声。走廊里人来人往，有人看一眼，有人不看。我站在那，等她哭完。

那天晚上回家，我坐在阳台上抽了半包烟。我这些年攒了八万多，本来想着再凑点付个车首付。现在全拿出来，也不够。我给几个要好的工友打了电话，凑了两万。又给老家村里小学的张老师打了电话，问那俩孩子的情况。

张老师说：“你说张雨和张磊啊？那个‘陈默叔叔’每年开学前都打钱过来，一年两回，一回五千。去年张雨考上大学，他还多打了一万，说是学费。陈默，你啥时候这么大方了？你爹妈说你还没结婚呢。”

我说：“张老师，那个‘陈默叔叔’，不是我。”

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一会儿。

“那是谁？”

“一个跑长途的货车司机。”我说，“他叫赵大勇。”

第二天我去医院，赵大勇精神好点了，靠在床头跟小宇说话。小宇已经十二了，长得像他妈，瘦高个，戴个眼镜，看见我，愣了半天。

“你是那个……以前住隔壁的叔叔？”

我说是。

“我记得你，”他认真地说，“你给我买过冰淇淋。”

我笑了：“你记性真好。”

赵大勇看着小宇，眼里全是光。他跟我说：“小宇学习好，全班前五。我想让他考市一中，以后读大学，别像我，跑一辈子车。”

我说：“会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说：“小陈，那俩孩子的事，你别告诉别人。我不想让人知道是我，你就还当你自己捐的。”

“为啥？”

“不为啥。”他闭上眼睛，“我跑车这些年，路上见过不少事。有的孩子，爹妈出去打工，跟着爷爷奶奶，书读不下去，十四五就出去混。张雨那丫头，我头一回见她，在路边捡瓶子，书包都破了。张磊更小，蹲在门口啃凉馒头。我给他们钱，不是图啥，就是……看不得。”

他睁开眼，看着天花板：“我跑车二十年，没攒下啥钱。有时候想想，这辈子就落了个小宇，还……”他没往下说。

我懂他的意思。他没孩子，周洁不能生，小宇是抱养的。

这事周姐跟我说过。那年冬天，小宇发烧那晚，她跟我聊过。小宇是她妹妹的孩子，妹妹生了三个闺女，想要儿子，把小宇送给了她。她当亲生的养，赵大勇也当亲生的疼。这些年，他们一直没告诉小宇。

“以后再说，”赵大勇摆了摆手，“现在不说。”

那天我走的时候，赵大勇叫住我，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存折，递给我。“这里面有三万，你拿去，给那俩孩子打过去。今年九月张磊高三，得买资料，张雨那边也要生活费。”

我接过存折，翻开，上面密密麻麻的存取记录。最后一笔是今年一月，存了五千，备注写着“张磊学费”。

我把存折放进口袋，说：“赵哥，你放心。”

他点点头，闭上眼睛，很快就睡着了。

化疗开始后，赵大勇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弱。第一次化疗结束，他吐了三天，吃啥吐啥，周姐守着他，眼睛熬得通红。第二次化疗前，医生找周姐谈话，说配型找到了，但对方反悔了，得重新找。

周姐从医生办公室出来，靠在墙上，整个人像被抽了骨头。

我递给她一杯热水，她接过去，喝了一口，突然说：“陈默，我跟大勇结婚那年，十九。他二十三，开一辆破货车，我坐副驾，跑了半个中国。那时候穷，但高兴。”

她看着杯子里的水：“后来怀不上，查了，是我的问题。我跟他说离婚，他不肯。他说没孩子就没孩子，咱俩过。再后来，我妹把小宇给了我们，他才算有了个念想。”

“他对你好。”我说。

“好。”她点点头，“好得我有时候觉得，我这辈子，欠他太多。”

她转过头看着我：“七年前那事，是我不好。我那时候太孤单了，小宇睡了，屋里就我一个人，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你来了，帮我干活，陪我说说话，我就……”

“别说了。”我打断她，“周姐，那事过去了。”

“没过去。”她摇摇头，“大勇知道了以后，没跟我吵，也没跟我闹。他就说了一句：‘你要是真想跟他，我不拦你。但你想清楚，他二十三，你三十一，他以后路还长。’”

我站在那，像被人扇了一巴掌。

“我没脸找你，也没脸跟他提。”周姐把杯子放在椅子上，站起来，“陈默，钱的事，我谢谢你。但你别再往里搭了，你也不容易。”

她转身进了病房，留我一个人站在走廊里。

那天晚上我没走，坐在病房外面的长椅上，靠着墙眯了一夜。半夜护士来查房，看我一眼，没说话。我听见病房里赵大勇翻身的声音，周姐低声问他喝不喝水。

天快亮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掏出手机，给张老师发了条微信：“张老师，我想去一趟南京，看看张雨。你有她电话吗？”

张老师很快回了：“有，你等一下。对了，那个赵大勇，是啥人？”

“是个好人。”我打了三个字，又删掉，重新打：“是个开货车的，没多少钱，但心善。”

张老师发了个大拇指。

我站起来，走到病房门口，透过玻璃看见赵大勇睡着了，周姐趴在床边，也睡着了。晨光照进来，落在他们身上，安静的。

我转身下楼，坐上了去南京的大巴。

第3章 南京来的姑娘

南京的春天比我们这座小城来得早，梧桐絮飘得满街都是，钻进鼻子眼里，痒痒的。我按张老师给的地址，找到南京审计大学浦口校区，在门口给张雨打了个电话。

电话响了半天才接，那边声音很轻：“喂，您好。”

“张雨？我是陈默。”

那边沉默了五六秒，然后突然拔高了：“陈默叔叔？你……你怎么给我打电话了？张老师跟我说了，说你在找我。你等会儿，我马上出来！”

我在校门口等了不到十分钟，一个扎马尾的姑娘跑出来，穿着洗得发白的牛仔裤和一件灰毛衣，脸圆圆的，眼睛很亮，跑得气喘吁吁，手里还攥着一支笔。

“陈默叔叔？”她站定，打量我。

“别叫叔叔，我没那么老。”我笑了笑，“我叫陈默，你叫我陈哥就行。”

她有点不好意思，但还是改了口：“陈哥。你咋来了？张老师说你在城里干工程，我还以为你挺忙的。”

“来看看你。”我说，“方便的话，找个地方坐坐？”

学校门口有家奶茶店，她带我进去，我点了两杯奶茶，她捧着杯子，有点拘谨。我看她手指上沾着墨水，问她在写啥，她说在准备考研，天天泡图书馆。

“你成绩好，考得上。”我说。

她低头搅奶茶，搅了半天，说：“陈哥，张老师跟我说了，那个资助我的人，不是你。”

我没说话。

“那是谁？”

“一个开货车的。”我说，“姓赵，叫赵大勇。你见过他吗？”

她摇摇头：“没有。每年开学前，钱都是打到张老师卡上，张老师再转给我。我一直以为是你……”

“他现在病了，白血病。”我说，“在城里人民医院住院。”

张雨手里的奶茶杯停住了，抬头看我，眼圈一下子红了：“严重吗？”

“挺严重的。化疗，等骨髓配型。”

她低下头，半天没说话，再抬头的时候，眼泪已经下来了：“我能去看看他吗？”

“我就是来跟你说这事的。”

那天下午，张雨请了假，跟我坐大巴回了城里。到医院的时候，赵大勇刚做完第三次化疗，吐得昏天黑地，周姐在卫生间给他洗衣服，小宇放学过来，坐在床边写作业。

张雨站在病房门口，看着床上的赵大勇，愣了好一会儿。她没见过他，但她见过他的字——每年打钱的时候，张老师都会转交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好好学习，别担心钱”，落款是“赵叔叔”。字歪歪扭扭的，一看就是没读过多少书的人写的。

赵大勇吐完，睁开眼，看见门口站了个陌生姑娘，愣了一下，然后看见我，明白了。

“小陈，你……”他声音哑得厉害。

张雨走过去，站在床边，鞠了个躬：“赵叔叔，我是张雨。”

赵大勇看着她，嘴唇动了动，半天说了一句：“长这么大了。”

张雨蹲下来，握住他的手，眼泪吧嗒吧嗒掉在他手背上。赵大勇笑了笑，笑得很难看，但眼睛里有光：“别哭，丫头。好好读书，考研究生，以后找个好工作。”

“嗯。”张雨拼命点头。

那天晚上，张雨没回学校，在医院旁边的快捷酒店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她来找我，说：“陈哥，我卡里有两万块钱，是我这两年做家教攒的，你先拿去给赵叔叔治病。”

我没接：“这是你的钱，你留着考研用。”

“考研不急。”她把卡塞我手里，“赵叔叔资助了我七年，从初二到高三，再到大学。没有他，我可能早就辍学了。我爸生病那年，我妈一个人种地，供不起我跟我弟。赵叔叔第一笔钱来的时候，我妈哭了一晚上。”

她攥着那张卡，很坚持：“这钱不多，但我的心意。你要是不收，我就自己交到医院去。”

我收了。

那天下午，张雨回学校之前，又去了趟病房。赵大勇睡着了，她站在床边看了一会儿，从书包里掏出一张纸，放在他枕头边。我瞟了一眼，是一张奖状——“南京审计大学三好学生”。

赵大勇醒来的时候，看见那张奖状，拿起来看了又看，然后折好，塞进枕头底下。他没说话，但嘴角一直翘着。

化疗到第四次，赵大勇的身体撑不住了。医生找周姐谈话，说骨髓配型还没找到，建议先做自体干细胞移植，但费用高，成功率也不确定。周姐坐在医生办公室，手里攥着笔，半天写不出一个字。

那天晚上，我在医院走廊里接到一个电话，是工地老板老吴打来的。

“陈默，你明天能不能来趟工地？有个活，赶工期，一天四百。”

我说：“我这边有事，走不开。”

“啥事比挣钱重要？”老吴嗓门大，“你请假快一礼拜了，再不来，那个位置我给别人了。”

我站在走廊里，看着病房里的赵大勇和周姐，想了想，说：“吴哥，那个位置你给别人吧。我这边，得再请几天。”

老吴骂了一句，挂了。

我蹲在医院楼下，抽了根烟。月光很亮，照在花坛里的月季上，红是红，白是白。我想起七年前那个晚上，赵大勇递给我的那杯茶，还有那句“你年轻，路还长”。

现在想想，路是挺长的，但有些坎，得过。

第二天一早，我去找了血液科主任，问骨髓移植的事。主任说，配型得等，但也可以做半相合移植，用亲属的干细胞，成功率比全相合低一点，但比等着强。

“亲属？”我问，“他有个儿子，十二岁，抱养的。”

主任皱了皱眉：“抱养的没有血缘关系，不行。”

我站在那，突然想到一个事。

“主任，我能不能做个配型？”

主任看了我一眼：“你是他什么人？”

“邻居。”

“邻居做配型？”主任有点意外，“你跟他没有血缘关系，配上的概率很低。”

“试试呗。”我说。

抽血的时候，周姐站在旁边，拉着我的胳膊，嘴唇一直在抖：“陈默，你干啥？你又不是他亲戚。”

“万一呢。”我说。

配型结果三天后出来，没配上。意料之中，但我还是有点失落。周姐倒像是松了口气，说：“你别折腾了，你又不欠我们的。”

我没说话，但我心里知道，这事我管定了。

那几天我白天跑工地，晚上去医院。老吴骂归骂，还是给我留了个零活，晚上去另一个工地看材料，一晚上一百五。我白天干装修，晚上看材料，抽空去医院，一天睡不了几个小时。人瘦了一圈，但精神头还行。

有一天晚上，我在医院走廊里碰见小宇。他坐在长椅上写作业，看见我，合上本子，说：“陈叔，我问你个事。”

“你说。”

“我爸的病，是不是治不好了？”

我蹲下来，看着他。他十二岁，但比同龄孩子懂事。他眼睛红红的，但忍着没哭。

“能治好。”我说，“就是得花点时间。”

“我妈天天哭，以为我不知道。”他低下头，“我半夜醒了，听见她在卫生间里哭。”

我拍了拍他肩膀：“小宇，你是个男子汉。你妈不容易，你爸也不容易。你好好学习，别让他们操心，就是帮大忙了。”

他点点头，又打开本子，继续写作业。我坐在旁边，看着他写，心里堵得慌。

那天晚上回家，我翻出存折，把最后一笔定期取了出来。八万三，加上工友凑的两万，加上张雨的两万，一共十二万三。我算了算，够做自体移植的首付了。

第二天，我拿着存折去了医院。周姐在病房里给赵大勇擦身子，看见我进来，赵大勇摆了摆手，让周姐出去。病房里就剩我们俩。

“小陈，”他声音很轻，“你坐下。”

我坐在床边。

“钱的事，我听周洁说了。你垫了八千，又凑了十几万。”他看着我，“你哪来这么多钱？”

“攒的，借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你不该这样。”

“赵哥，”我说，“七年前你没打我，没闹，还给我留了脸。这钱，就当我还你的。”

他摇摇头：“那事，不怪你。怪我，我要是多在家陪陪她，也不至于……”

“别说了。”

他闭上眼睛，喘了一会儿，又睁开：“小陈，我要是没了，你帮我照顾小宇。他亲爹亲妈不要他，周洁一个人带不了。”

我愣住了。

“你别多想，”他笑了笑，“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你当个亲戚，逢年过节看看他。周洁要是愿意，你就……”

他没说完，但我懂了。

我站起来，走到窗户边，背对着他，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赵哥，你好好的。等配型，做手术，好了以后你亲自照顾小宇。我顶多算个替补。”

他在背后笑了：“替补也行。”

那天晚上，我走出病房，看见周姐蹲在走廊尽头，肩膀一耸一耸的。我走过去，她抬头看我，满脸是泪。

“陈默，他刚才跟我说，他要是没了，让我别拖累你。”

我蹲下来，递给她一张纸巾。

“他说，你才三十一，还能找。”

她接过纸巾，攥在手里，没擦。

“我跟他说了，”她看着我，“我说我不找，我就守着小宇。他骂我傻。”

走廊里的灯有点暗，照在她脸上，皱纹明显了，但眼睛还是亮的。

“周姐，”我说，“赵哥会好的。”

她点点头，站起来，擦了擦脸，回了病房。

我站在走廊里，看着那扇关上的门，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倾听，希望我的故事能给您们带来启发和思考。我是生活分享风说情感，每天分享不一样的故事，期待您的关注。祝您阖家幸福！万事顺意！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