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2月,武汉市人民政府收到一份申请。递交申请的是潘慧勤,她带着已经长大的儿子,请求为亡夫李之龙追认烈士。材料几经转呈,最后摆在了周恩来面前。事情并不难在“是否被国民党杀害”上作判断,真正棘手的是:李之龙的身份和牺牲性质,存在难以回避的争议。
李之龙1897年出生于湖北沔阳,家境贫寒,却很早接受了教育。他先后在武昌、烟台求学,后来进入海军学校。五四运动前后,他已经不是埋头读书的青年,而是积极参与时代风潮的行动者。
他参加过反对袁世凯复辟的活动,也曾因在学校倡导民主而被开除。1921年前后,李之龙结识董必武、陈潭秋等人,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并在河南周口一带从事宣传和组织工作。1923年,他还参与了郑州二七大罢工,因而遭到通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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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李之龙后来同时进入了国民党和共产党所推动的革命阵营。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国民党成员。这样的双重身份,曾使他拥有更大的活动空间,也埋下了日后难以厘清的政治麻烦。
1924年,黄埔军校创办,李之龙成为早期军事干部。东征期间,他在广东革命军中表现突出,随后担任海军方面的重要职务,并负责中山舰等舰艇。那时的他年纪不大,却已经跻身广州政坛和军界的关键位置。
权力越高,冲突越直接。
李之龙办事强硬,不太愿意顾及私人关系。他支持省港大罢工,查办走私,还曾处理与蒋介石关系密切的军官陈肇英。对蒋介石而言,这不只是一次普通的军纪处理,而是有人在触碰自己的势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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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敏感的因素,是李之龙与汪精卫关系较近。1925年廖仲恺遇刺后,国民党内部围绕继承权和政治路线的竞争迅速加剧。李之龙倾向于支持汪精卫,又是共产党党员,自然成为蒋介石重点防范的人物。
1926年3月18日,李之龙接到通知,调中山舰、宝璧舰前往黄埔。命令本身并不显得异常,舰艇到黄埔接受检阅和训练,也符合当时军队安排。李之龙没有想到,自己执行的这次调动,后来会被说成“阴谋”。
3月20日,中山舰事件爆发。蒋介石以有人图谋兵变为由,控制广州局势,逮捕李之龙,扣押部分共产党人,并限制苏联顾问行动。李之龙被免去职务,国民党内部的权力格局也因此发生变化。
这场事件的关键,正在于那道调舰命令究竟是谁下达。蒋介石后来否认曾下令调舰,但李之龙一方始终认为,自己只是奉命办事。中山舰没有开一枪,李之龙也没有发动武装叛乱,可事件却被迅速政治化,成为清洗异己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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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军职后,李之龙没有沉默。他写文章抨击蒋介石,参与反蒋活动,还试图继续在海军中开展工作。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形势急转直下,曾经的合作关系彻底破裂。李之龙既反对蒋介石,也反对后来走向反革命道路的汪精卫,处境越来越危险。
1928年2月8日,李之龙在广州黄花岗被国民党当局枪杀,罪名是策动海军叛乱。临刑前,他给妻子潘慧勤留下遗书,嘱咐她抚养孩子。潘慧勤后来独自带大三个子女,生活十分艰难。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在革命斗争中牺牲的人陆续获得烈士称号。潘慧勤提出申请,并非没有依据:李之龙确实参加过早期革命,也确实死于国民党当局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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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追认烈士不是只看死亡者的敌我关系,还要核实其组织关系、牺牲时的政治身份,以及牺牲是否属于革命事业。李之龙在中山舰事件后曾受到党内处分,后来又发表过脱离共产党的声明。有关材料对他的组织关系和具体立场,无法形成完全一致的结论。
更复杂的是,他被捕和遇害,发生在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国共关系破裂以及反革命清洗交织的背景中。说他是被反动势力杀害,事实成立;但要认定他的牺牲完全属于中共组织意义上的革命牺牲,当时的档案和制度依据并不充分。
周恩来面对的,正是这两层事实之间的距离。若只因李之龙死于国民党枪下便立即追认,容易混淆政治斗争牺牲、党内革命牺牲和一般意义上的爱国牺牲。若完全否定其贡献,又有失公允。因此,申请最终没有获准。
这并不等于李之龙没有历史价值。2009年,湖北开展“功勋湖北一百人”评选,李之龙获得较高票数。他早年的求学、从军、宣传和反抗经历,仍被地方社会记忆着。烈士称号是一种组织认定,而一个人的历史贡献,并不只由一纸结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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