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1年初，福州军区招待所里，陈再道与钟汉华再次见面。两人一个从江西高安县部队农场赶来，一个从安义县农场启程，辗转抵达福州。他们没有想到，这次相聚的意义，远不只是老战友叙旧。
陈再道到达后，先被安排住进招待所。钟汉华随后赶到，两人谈起各自在农场的生活。没过多久，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推门而入。陈再道、钟汉华立即起身，称了一声：“韩司令！”
韩先楚没有急着谈工作，而是先询问两人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随后，他代表中央向两人传达了三点意见：恢复政治待遇；好好学习和休息；住院检查身体。
话不长，分量却很重。
对陈再道来说，能重新听到“恢复政治待遇”这句话，意味着一段长期停顿的军旅生涯，终于出现了转折。此前两年多，他以“陈新”为名，在农场二营机枪连劳动；钟汉华则用了“劲松”这个化名，被战士们叫成了“老金”。
这段日子并不轻松，却也让两人重新回到了普通连队的生活中。陈再道同战士们一起割稻、耙田、灌水、插秧，连长曾想让他留在田边递秧苗，他却坚持下田。战士劝他水凉、年纪大，他只回了三个字：“不累。”
有意思的是，连队里关于陈再道的传闻不少。一次看电影时，战士们说他是抢渡大渡河的十七勇士之一，还说毛主席给过他一块“免死牌”。陈再道听后哭笑不得，只好解释：“没有这回事。”
这个传闻虽不符合事实，却反映出战士们对老将军的敬重。陈再道当时并未参加那次抢渡大渡河的行动，所谓“免死牌”更是民间附会。他没有责怪大家，只把这件事当作一种朴素的善意。
钟汉华在另一处农场的生活，也有自己的细节。他会演奏乐器，毛笔字写得好，和战士们相处融洽。有人猜测“劲松”是特殊姓氏，还有人说他原本姓金。钟汉华顺口答道：“金劲一家，不分彼此。”于是，“老金”这个称呼便叫开了。
共同劳动，改变不了当时的处境，却让他们与基层官兵建立了直接联系。陈再道后来回忆，团、营、连、排干部大多对他们照顾有加，生活上尊重，劳动中也会考虑身体情况。这些细节，比泛泛的安慰更有实际分量。
1970年冬天，陈再道在住处生火取暖时发生煤气中毒，挣扎着爬到门口，后被送往省军区医院治疗。住院两个多月，王震还专程前去看望。身体恢复后，他仍回到了原来的生活环境。
因此，1971年接到通知、前往福州听取中央指示时，陈再道心里既激动，又有疑问。他不知道等待自己的究竟是什么。吉普车离开农场时，他回头望着山峦，心中对生活了两年多的地方已有几分眷恋。
韩先楚传达的三点指示，很快落实为具体安排。陈再道、钟汉华住进福州军区总医院，接受全面检查。陈再道原有的肺部疾病得到控制，出院后住进汤井巷招待所，与罗瑞卿、张爱萍等老同志相邻而居。
但恢复待遇，并不等于立即恢复职务。到了1972年春，陈再道仍没有接到工作安排。他问韩先楚下一步怎么办，韩先楚沉默片刻，说上面没有新的通知，可能还要回农场。陈再道听后表示，自己的问题应当弄清楚，希望韩先楚向上级反映。
韩先楚随后把情况报告北京。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听取汇报后，明确要求尽快解决陈再道、钟汉华的问题，并为他们安排工作。总政治部研究后，原拟安排陈再道到其他大军区担任副职，但有人面对这个人选感到为难，因为陈再道曾是自己的老上级。
职位一时难以落实，韩先楚却没有犹豫。他表示，陈再道的为人和能力，福州军区都了解，欢迎老战友回来工作。1972年6月，韩先楚到招待所告诉陈再道，中央军委已决定任命他为福州军区副司令员。
有人替陈再道对“副”字感到不平，他却说，战争年代职务上下调整是常事。1937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他曾由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改任八路军第129师第386旅副旅长，并没有因此消沉。对他而言，职务是组织安排，能否为部队办事才是关键。
后来，陈再道赴北京参加“八一”建军节活动，周恩来对他说：“中央让你出来工作，要放下包袱，甩手大干。”回到福州后，他分管后勤、空军和海军工作，凭借多年军队领导经验，很快进入状态。钟汉华也被安排到广州军区任副政治委员，两位老战友重新回到部队领导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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