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传统农民依附土地生存，生产以家庭自给自足为主，市场决策和自主选择的空间相当有限。
而今天的市场农民，一个突出特征是具备了独立的经济核算思维和市场化选择权。
他们不再被动附着于土地和村庄，而是立足城乡大市场，比较务工、务农、经商的收益差距，作出更贴合家庭整体利益的发展决策。
这种市场化、经济性与自主性，使农民的活动半径大幅超出乡土范围，乡村格局也随之被持续改写。
综合区位条件、产业基础与生存环境的差异，农民的发展路径大致分化为三类，并由此催生出不同的乡村形态。
第一类是城中村、城郊村和经济发达村的农民。
这类群体毗邻城市产业圈，能够较便利地进入工商业体系，是较早脱离传统农业生产的群体。其所在村庄的土地多数已转为建设用地，农耕属性显著弱化，村民多已实现非农化转型。
第二类是生态功能区、偏远不适宜居住区域的农民。
这类区域耕地条件较差、产业基础薄弱、公共配套不足，规模化农业发展与长期定居的约束较多，农民向外迁移、进城落户的意愿较强，人口外流呈现较强的趋势性。
以上两类在数量上占少数。中国乡村的主体，仍是广袤的典型农区。
典型农区远离城市核心圈层，但耕地连片、耕作条件较好，是我国粮棉油糖等大宗农产品的主产区，也是乡村振兴的主战场。
这里的农民往往有着鲜明的双重诉求：既希望进城务工、分享城镇化红利，又不愿放弃家乡的土地保障。
本世纪前十年，典型农区出现了大量「半工半耕」农户，一度成为农村最普遍的家庭生计安排。
这一模式依托家庭代际分工实现：
它兼顾了务工增收与务农保底，在一段时期内契合了家庭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但也要看到，「半工半耕」更多是城镇化过渡期的阶段性形态，并非可以长期稳定的制度安排。
随着城镇化深入推进、市场竞争更趋充分，这类农户正在加快分化，并大致朝三个方向演化。
部分家庭的青壮年成员已在城市站稳脚跟，拥有相对稳定的非农收入，能够支撑家庭发展。此时，留守老人务农的边际价值明显下降，土地对这部分家庭的保障功能趋于减弱，在不少情况下甚至转为一种经营负担。
这一趋势提示我们，农民主动退出农业、向城镇集聚，已成为需要认真对待的长期走向。
还有一些农户，家庭非农收入虽较稳定，但受年龄、健康、照护负担等条件限制，老年亲属难以随迁进城，只能继续留在乡村。
这类留守老人耕种土地，主要目的是满足家庭口粮，而非追求经济效益。其生产商品化程度较低，较少参与市场流通，也不以规模收益为目标，耕作行为在相当程度上源于长期形成的生产生活习惯。
这部分农户逐步固化为乡村中的弱势小农户，是乡村治理需要重点关注的群体。
在市场核算思维的驱动下，也有农户主动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提升种植的专业化、标准化水平，由普通小农转向职业农民和专业种植大户。
其中的逻辑并不复杂：在市场条件下，农户会核算投入产出。对一个两口之家的农耕家庭而言，50 亩以下的粮食种植，往往难以实现充分就业，也较难产生可观的收益。
这意味着，10—50 亩的中小规模农户，更像是小农与专业大户之间的过渡形态，长期稳定性不足。
在市场规律作用下，这部分群体大概率将走向两种结局：要么弃地离农、进城发展，要么持续扩面提质，转型为规模化专业农户。
农户层面的微观分化日积月累，最终会沉淀为宏观层面的乡村类型分化。
时至今日，中国乡村已经告别过去相对均质的发展状态。不同类型村庄的发展走势、核心痛点与振兴路径差异明显，乡村治理需要分类施策、精准适配。
城中村、城郊村与发达村，核心任务已不是常规意义上的乡村建设，而是平稳完成城乡过渡、融入城市发展体系。重点在于土地确权、权益分配、人居改造与身份转换，推动城乡一体化衔接。
生态功能区与偏远村庄，人口外流、村庄收缩是主要趋势。治理与振兴的重点，不宜是强行留住人口、要求村庄一律保留并全面盘活，而应顺势而为、择优发展：对不适宜居住的村落有序退出，对具有特色的村落、生态村落加以活化保留，在生态保护与乡村存续之间取得平衡。
广袤的典型农区，则是乡村振兴与治理升级的主战场。
未来一段时期，典型农区将长期面对人口持续外流、专业农户崛起、土地连片规模经营的新格局。以全员定居、小农分散耕种为基础的传统治理体系，与新形势之间的张力正在加大，调整与重构的需求日益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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