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少将怀疑好友是共产党，竟拿一份情报要挟：帮我送给叶剑英

1946年冬，北平中央银行招待所，一名国民党少将深夜闯进好友房间，手里握着枪，桌上放着一份绝密情报。他没有寒暄，开口便问：“你是不是共产党？”被盘问的陈融生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只说自己不是军统。真正让他紧张的，是对方随后提出的要求：把情报送到叶剑英手里。

这名少将叫谢士炎，湖南人，幼年丧亲，由伯父抚养成人。1927年，他进入国民党工程兵学校，后来又考入陆军大学。抗日战争期间，谢士炎长期在前线任职，曾指挥部队伏击日军，击毙日军军官，因作战勇敢受到顾祝同赏识。

有一次部队被日军围困，谢士炎用浴巾捆住腰，让勤务兵拽住另一端，冒险渡河脱险。这个细节后来被人反复提起，因为它说明谢士炎并不是书斋里的军官，而是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职业军人。

抗战胜利后，他却逐渐看清了另一幅景象。国民党军队接收沦陷区时，侵吞财物、敲诈民众的现象屡见不鲜。谢士炎对此公开抵制，得罪了接收人员和军统特务，甚至被诬告入狱。三个月后，经宋美龄方面出面斡旋，他才获释。

这次牢狱之灾改变了他的判断。抗日战争结束，本应是恢复秩序、重建社会的开始，可内战很快取代了和平。1946年，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谢士炎对国民党高层的政治选择彻底失望。他开始关注共产党的主张，也频繁从报纸和收音机中了解解放区的消息。

当时，谢士炎任职于国民党第十一战区长官部，能够接触军政机密。陈融生是该部外事处副处长，常与军事调处执行部的中共代表接触。两人因工作往来熟悉起来，私下谈论时局的次数也越来越多。

陈融生很快发现，谢士炎不像普通的国民党军官。他不热衷升官发财，对内战持怀疑态度，还总追问解放军的动向。谢士炎也在观察陈融生：这个人接触共产党代表，却从不在公开场合议论；表面谨慎，实际对国民党的腐败十分不满。

那天夜里，谢士炎用枪逼问身份，陈融生故意绕开问题：“这里哪有什么共产党，你深更半夜究竟要做什么？”谢士炎没有退让，压低声音说：“我看你不像国民党。”随后，他拿出一份文件，说明国民党军队准备进攻张家口，希望陈融生设法转交中共方面，而且必须送到叶剑英手中。

这不是试探，而是一场冒险。谢士炎明白，若陈融生确实是地下党员，情报可以送出去；若自己判断错误，二人都可能遭到灭口。陈融生看完文件后仍装作迟疑，只说：“我可以想办法。”谢士炎立即表明态度：“请告诉他们，我决定弃暗投明。”

陈融生没有把情绪写在脸上。当晚，他与谢士炎乘车前往北京饭店，通过关系与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将情报送出。此后，谢士炎又陆续提供国民党军队的作战部署、特务机关活动情况，以及胡宗南部准备袭击延安等重要信息。

这些情报经李克农等人整理后上报中共中央，并转送晋察冀军区。中共方面很快回电，要求谢士炎以后只提供情报，不必自行拟定反击方案。原因很明确：情报人员最重要的是隐蔽，过多参与决策，反而容易暴露身份。

1947年初，叶剑英在北平接见谢士炎和陈融生。叶剑英已掌握二人的情况，并告知谢士炎，中共中央批准吸收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对一名身处国民党机密部门的少将来说，这既是政治选择，也是把生命交给组织的决定。

然而，危险并未因此远离。1947年夏，孙连仲在华北战场接连受挫，内部有人试图通过陈融生与中共接触，谋求和谈。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指出，统战工作与情报工作必须分开，不能因一时举动牵连地下组织。这个判断，后来很快被事实证明。

1947年8月下旬，余心清在北平举行宴会时透露和谈意向，消息被外国通讯社报道。蒋介石看到电讯后震动，下令军统彻查。9月24日，北平交道口东大街的一处秘密电台被破获，特务从现场搜出地下人员使用过的情报底稿，谢士炎等人的身份由此暴露。

谢士炎、丁行、朱建国等人相继被捕，押往南京审讯。面对酷刑，他们没有供出组织和同志。谢士炎被蒋介石认定为“彻底赤化的顽固分子”，1948年11月19日，他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时年四十四岁。距离北平和平解放和新中国成立，已经不足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