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禁最讽刺的后果，是禁出了比合法贸易，更高效的走私体系？

明朝两百多年的海禁，让人想不到的不是禁而不止，而是民间催生出的走私网络，比官方的合法贸易体系还要成熟高效，甚至能贯穿从地方衙门到海防军队的所有环节。

有些人把海禁理解为禁止贸易，但其实明初推行海禁主要目的不是不让做海外生意，而是不让私人去参与。所有贸易都被集中到朝贡贸易这一条渠道里，朝廷制定规矩，价格和贸易对象，利润都给了体制内。

（图片来源：华侨大学）

可海上贸易的需求是灵活的。东南沿海的百姓需要生活，各地的商人追逐金钱，南洋的香料和日本的白银，在国内也都有市场，所以只靠一张禁令是不可能完全禁止住的。

一开始只是几个冒险者偷偷出海，等到成化、弘治年间，沿海出现了歇家牙行，还有一些窝主和接引之家，这些把普通商民，地方差役，海防士兵和税务人员都联系在了一起。

这不是创造出来的天才的商业模式，而是被禁令催生出来的制度替代品。

原本市舶司是管理海外贸易和征收税赋的机构，海禁之后它的主要功能从服务贸易，变成了禁绝私贸，相当于官方主动放弃了贸易组织，信用担保和物流协调这些职能。于是民间出现歇家牙行，补上了市舶司的位置，组织买卖、垫付资金、安排船舶、对接货源。

（图片来源：浙江学刊）

只不过它不在体制内，不用对禁令负责，维持它运转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实际的利益分成。到了明代中期，沿海的走私已经是一套完整的体系了，它用关系网络替代了官方的行政体系，用信任替代了明文制度，用利益绑定替代了法律约束。

而这套体系里，赚得最多的不是出海冒险的商人，是那些手里掌握着禁令执行权和豁免权的人。海防的军官可以影响船舶检查，地方的官员可以决定案子去留，税关的差役则可以决定货物的进出。

这些人不用亲自冒险，只需要在一些环节上选择性执行就能拿到好处。禁令越严，跨越禁令的成本就越高，所以禁令越严，他们掌握的权力也就越值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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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屿港能成为当时全球性的贸易中心，葡萄牙人、日本人、中国海商都聚集在这里进行贸易，依靠的可不是他们动作隐蔽，是因为从地方到海防的执行环节，都默许了它的存在，甚至主动给它提供保护。

这不是某个人的腐败，是制度本身存在漏洞。当禁令需要大量的人去执行，而执行的尺度又被这些人把控的时候，这些权利就成了可以买卖的商品。禁令的执行者也就变成禁令的获利者。

（图片来源：浙江日报）

嘉靖年间出现的很多倭寇，很多人以为是外来的海盗，其实问题也出现在海禁里。翻阅史料其实可以看到当时倭寇头领，绝大多数是中国人。

汪直是徽州歙县人，从盐商转做海商，再后来又成了海上武装势力的首领。一个商人之所以会变成武装势力的首领，原因是贸易被彻底禁止还要被武力镇压，如果商人不带武装就保不住货物，也保不住自己的性命。

和平贸易依靠的是契约，信用和稳定的规则，而被禁止的贸易，需要依靠武力，组织和威慑。

海禁把贸易的竞争规则，从比拼做生意的能力变成了比拼实力，能存活下来的往往是最能打的商人。朝廷把这些武装起来的商人称作倭寇，认为他们是外患，可实际上他们是海禁制度催生出来的产物。

（图片来源：未来网）

后来明朝杀了汪直，可东南的倭患并没有平息下去。因为只要海禁的制度还存在，就还会有人为了利益武装起来。

隆庆年间，朝廷开放月港允许私人出海贸易，有人觉得这是明朝主动开海的标志。但其实月港在开放之前，就已经是被很多人知道的走私场地了。

走私的规模大到朝廷无法限制，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利益网络和社会基础，甚至能影响地方政策。开放月港只是因为走私的力量太大已经不容忽视，朝廷不得不给它一个合法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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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更像是一次对走私经济的招安，走私先于合法贸易存在，合法贸易不过是给走私补上了一张许可证。

海禁更深远的影响，是把海洋贸易从一件国家层面的事务，变成了地方势力和私人的事情。国家主动从海洋事务里退出，于是福建、浙江、广东的海上势力各自为政，可这些势力内部派系林立，没有统一的目标，更没有共同的长远战略。

而同一时期的欧洲，海洋事业的发展完全是国家推动的。王室出钱资助探险，国家舰队护航，还有特许公司整合各地资源。当欧洲各国用国家的力量争夺海洋霸权的时候，中国的海岸线上，没有一支能代表国家的力量，也就无法参与到这场竞争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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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这段历史，其实没有那么多非黑即白的评判。海禁的出台有它的时代背景，走私的泛滥也只是利益的推动。

真正需要我们明白的是，当一项禁令和真实的社会需求相违背，它一般不会让这些需求消失，只会改变需求的分配方式。利润会流向那些有能力绕过禁令的人，问题也不会消失，只会用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

本文作者|东坡解局(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