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定均中原突围后名扬华夏，周总理不禁追问：他究竟带出了多少人？

1946年6月26日，湖北宣化店，中原军区主力开始向西突围。国民党军大举压境，李先念、郑位三率机关和部队转移，王树声等部承担掩护任务。就在这场关系数万将士生死的行动中，皮定均率领第一纵队第一旅，接下了一项极其艰难的任务。

这支部队原有七千余人。按照部署，他们要把敌人的注意力尽量吸引到东面，为中原军区主力争取时间。换句话说，主力走得越远，皮旅留在敌人面前的时间就越长，自己承担的风险也越大。

皮定均很清楚，硬顶不是办法。敌军兵力占优，装备也强，若沿着一条路线直奔目的地，很容易被合围。于是，皮旅在运动中不断调整方向，时而向东，时而折向东南，故意制造主力仍在突围、准备寻找突破口的假象。

这不是简单的“兜圈子”。每一次转向，都必须根据敌情、地形和部队体力作出判断。白天行军容易暴露，夜间行动又要面对暴雨、泥泞和缺粮。战士们的鞋袜早已湿透，许多人脚底磨出了血泡，却不敢停留太久。

有一次，侦察员报告敌军正在向东南集中。皮定均听完，只说了一句：“他们要往东南追，我们就换个方向。”命令传下去，部队立即改变行进路线。敌军扑向预定地域时，看到的只剩下被踩乱的道路和零散痕迹。

敌人并非没有察觉。随着追击范围扩大，国民党军开始从多个方向堵截，试图把皮旅压缩在狭窄地带。皮定均没有一味躲避，而是选择在瓦西坪一带寻找突破口。这里地形复杂，敌军防线相对集中，正面冲击必然付出代价，但绕行同样可能失去时间。

关键时刻，王诚汉率部承担突击任务。战斗打得十分惨烈，部队必须在敌军火力下撕开缺口。皮定均把行军路线和战斗行动结合起来，打通道路后不作长时间停留，迅速带领部队脱离接触。对这支疲惫不堪的部队而言，能否及时走出战场，比单纯歼灭多少敌人更重要。

有意思的是，皮旅的行动始终带有很强的迷惑性。敌军判断他们可能向东南接近安庆，便调集兵力加强相关方向。皮定均却抓住这个机会，令部队突然北转，再寻找敌军防线薄弱处前进。敌军调动越多，指挥协调越困难，皮旅获得的空隙也越大。

这种打法并不轻松。部队每前进一步，都要防备敌人的截击；每一次夜行，都可能因为道路、河流和村庄位置判断失误而陷入危险。指挥员不能只看地图，还要依靠侦察、地方情况和战士们的实际体力。皮定均的果断，正是在这些细节中体现出来的。

7月中旬，皮旅抵达官亭一带，前方又出现铁路和敌军据点组成的防线。铁路沿线防守严密，正面硬闯很可能造成重大伤亡。皮定均没有照着敌人预判的方向行动，而是选择向东南迂回，寻找石门山附近的薄弱地段。

7月20日前后，皮旅从石门山方向迅速通过。敌军原本把主要兵力放在判断中的突围方向，等他们发现皮旅已经转向，部队早已拉开距离。三小时左右，先头部队通过险要地段，后续部队紧跟前进，没有给敌军重新组织堵截的机会。

这场突围最值得注意的，不只是“七千人走出来”这个数字，而是皮旅在长期追击中没有被打散。部队有伤亡，有掉队，也有人员补充和收拢，因此不同史料对抵达解放区时的具体人数表述并不完全相同。较为一致的说法是，皮旅保存了五千余人的骨干力量，建制基本完整。

当周恩来听到这份汇报时，特别关心的不是一句“突围成功”，而是部队究竟还剩多少人。据传，他追问：“皮旅到底带了多少人出来？”这个问题背后，是对中原突围艰险程度的准确判断。若只剩少数人员脱险，那是突围；能够保留大部建制，才称得上一次出色的战略行动。

1946年的周恩来尚未担任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务院总理，后来人们习惯称他为周总理。皮定均和这支部队的名字，则因中原突围广为人知。皮旅并不是凭空消失在敌军包围圈里，而是靠佯动、急行、突击和连续判断，一步步从重兵封锁中打开了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