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91年5月29日上午，纽约一幢住宅内，吕正操与张学良隔着一段距离伸出手，随后紧紧握在一起。一个是归乡无门的旧日将领，一个是从战火中走出的开国上将。四十多年没有见面，彼此都已白发苍苍。
这次会面，表面看是老朋友重逢，背后却牵连着东北军、西安事变、抗日战争以及两岸多年隔绝的复杂历史。吕正操此行并非普通探亲，而是受中央委托，专程赴美国看望张学良。
吕正操出生于1905年，辽宁海城人，家境贫寒。少年时期，他亲眼见过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制造的暴行，后来选择投身东北军，并在军中逐渐接近张学良。
两人的关系，起初是部属与长官。吕正操曾担任张学良的秘书、副官，处理过不少军政事务。张学良出身显赫，吕正操却来自乡村，两人的人生道路相差很远，但长期共事让他们形成了特殊的信任。
有意思的是，吕正操并不是一开始就明确走上革命道路。1930年代，他在东北军任职期间，接触到共产党人的抗日主张。那时东北局势日益恶化，单纯依靠妥协退让已经无法改变民族危机，这种认识逐渐影响了他。
1936年，张学良被调往西安，吕正操也随军南下。同年12月发生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吕正操虽是东北军重要军官，却没有像张学良那样被长期扣押，这使他得以继续留在西安及华北一带活动。
西安事变后，东北军内部处境艰难。吕正操率部接受改编，任新编第691团团长，并于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对他而言，这不是简单更换番号，而是一次政治立场和人生方向的彻底转变。
此后，他率部在华北抗战。冀中平原交通便利，却也便于日军扫荡，铁路、公路和据点成为双方争夺的重点。吕正操一面指挥作战，一面注意地方交通、物资运输和部队补给，这段经历后来影响了他在铁路建设方面的工作。
抗战胜利后，吕正操赴东北，担任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东北铁路总局局长。带兵打仗与管理铁路，听起来不是一回事，实际上都离不开组织、调度和保障。战争年代，铁路是运输线；和平建设时期，铁路则成为恢复经济的骨架。
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吕正操前往参加会议，曾向毛泽东谈到铁路工作。毛泽东提及他写的《怎样办好铁路》，吕正操自谦说自己是“外行”。毛泽东回应：“外行时间久了就变成内行了嘛。”这句话既是鼓励，也点出了当时干部队伍面临的新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吕正操进入铁道部，任副部长。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他还兼任中央军委军事交通部部长，负责铁路运输、军需转运等工作。前线的粮食、弹药和人员能否及时到达，往往直接关系战局，铁路部门承担的压力并不比作战部队小。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度，吕正操被授予上将军衔。他没有参加过红军长征，入党时间也晚于许多老一辈将领，但授衔不能只看单一资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的战绩，以及他在军事交通和铁路建设方面的贡献，构成了重要依据。
多年之后，张学良被转移到台湾，长期处于受限制状态。1980年以后，两人逐步恢复书信联系。吕正操多次邀请张学良回大陆，特别是回辽宁海城看看。张学良有意，却始终受到现实处境牵制。
1990年，张学良恢复较大程度的人身自由，随后前往美国。次年，吕正操赴纽约探望。谈话间，两人聊到信仰，张学良说自己信上帝，吕正操则说：“我信人民。”张学良听后称这是一种“创新”，两人又谈到“得民者昌”。
几天后，吕正操把邓颖超写给张学良的信交给他。张学良视力已经很差，几乎贴着信纸阅读，却看得十分认真。他表示，自己早就想回大陆，也想回家乡，只是个人行动牵涉太多政治因素，难以轻易决定。
张学良把信仔细折好，放进衣袋，并请吕正操代为转交回信。他在信中表达了回大陆的愿望，但这个愿望最终没有实现。2001年，张学良在美国夏威夷去世，享年100岁。2009年，吕正操在北京去世，享年10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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