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这场会面看似平静，背后却压着长春守军数月来的困局。此时的郑洞国，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等待战场胜负的将领，而是在军令、部属和个人名节之间作最后选择。
长春战役自1948年5月开始，东北人民解放军逐步完成包围。城内国民党守军粮食、药品日渐短缺，百姓生活也陷入困顿。蒋介石曾多次要求长春守军坚守，郑洞国却清楚，所谓坚守，已经很难再改变战局。
真正让他难以处理的，是部队内部开始出现裂缝。
郑洞国麾下有新7军和60军等部。60军军长曾泽生是云南人，部队中不少官兵同乡关系浓厚。围城期间，曾泽生逐渐意识到继续作战只会增加伤亡。到了10月中旬，60军与解放军方面取得联系，起义的决定已经基本形成。
郑洞国并非毫无察觉。
一天晚上，他接到部下报告，60军的电话突然打不通了，军部也出现异常。有人说曾泽生准备行动，也有人担心城内将发生大变。郑洞国没有立即下令镇压，而是亲自拨打曾泽生的电话，可始终无人接听。
这一刻，他已经明白，最坏的情况正在发生。
如果强行阻止，长春城内很可能出现内战，60军和其他守军互相开火，死伤只会更多。可若放任不管，自己又等于违背了蒋介石的命令。郑洞国沉默许久，只说了一句：“由他们去吧。”
这句话并不轻松。郑洞国是黄埔军校出身，蒋介石既是他的老师，也是国民党军队中的最高统帅。他可以不赞成曾泽生的选择，却没有选择立即报复。对一名身处败局的军人来说，这种克制比下令开火更难。
10月17日，长春60军宣布起义。曾泽生在信中说明，城中百姓已经难以维持生活，士兵同样饥寒交迫，战争继续下去，只会造成更多无谓伤亡。起义不是为了个人荣辱，而是为了让部队和百姓都能活下来。
信里的话，郑洞国未必全部认同，却无法否认其中的现实。长春城已经被围困太久，突围也不再是一个可靠方案。蒋介石随后要求守军准备突围，郑洞国曾拟定过分路行动：60军向永吉方向移动，新7军向长春南郊寻找突破口，另以部队担任先头和后卫。
但计划还没有真正展开，部队内部便进一步松动。有人准备起义，有人想保存实力，也有人仍然等待突围命令。郑洞国很清楚，若强行带队突围，未必能冲出包围，反而可能让成千上万名官兵葬身城外。
他甚至想过以死保全名节。
有意思的是，郑洞国身边的军官并没有把这位司令官丢下。他们知道郑洞国平日对部下尚算宽厚，也知道他性格刚硬，未必愿意主动投降。于是，起义部队与解放军方面商量后，采取了一个特殊办法：对外制造抵抗声势，实际却避免真正交火，希望借此让郑洞国接受局面。
枪声响起时，郑洞国以为解放军已经攻入城内，便准备做最坏打算。走出房间后，他才发现枪声并不像真正的攻城战，部下也没有陷入混乱。此时他终于明白，身边的人是在用这种方式替他保留体面，也在尽力保全他的性命。
长春守军的瓦解，至此已经不可逆转。
解放军进入长春后，郑洞国见到了萧华。萧华没有以胜利者姿态训斥他，而是安排会面，并关心他对部下和个人处境有什么打算。席间，郑洞国没有为自己求官，也没有要求特殊待遇，只提出了三件事。
“愿意回家的官兵，请放他们回家。”
“长春的情况，能不能不要广播、登报？”
“公开宴会，我尽量不参加。”
这三个要求，分别牵涉部下安置、个人颜面和社会影响。萧华听后表示可以照办，并告诉他，愿意留下的官兵会得到妥善安排，愿意回乡者也会按政策处理。
郑洞国最在意的，还是部下能否平安。至于自己，他不愿被当作战场上的“战果”反复展示。萧华随后劝他放下包袱，可以休息，也可以学习一段时间，不必急着决定往后的道路。
长春战事结束后，郑洞国被安排接受改造学习。曾泽生率60军起义后，部队经过整编，部分官兵返回云南，部分人员被重新安排。那场会面中的三个要求，也成了郑洞国在败局之中，为自己和部下保留下来的最后几分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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