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唯一被错杀的开国大校，10年之后平反，儿子撰文称父亲是因写东西惹的祸

说起写作，可谓是五味杂陈，自古以来，有人靠写作致富，有人靠写作出名，有人靠写作改变命运，有人靠写作功成名就，但同样有人因写作身败名裂，甚至搭上性命也不鲜见，比如汉朝的杨恽，因一封《报孙会宗书》中的牢骚话，被以“大逆不道”之罪腰斩；南朝史学家范晔，写了《后汉书》，却也因一篇《起义檄文》卷入谋反，最终人头落地。明末清初金圣叹，因“哭庙案”中被牵连，一篇声援文章成了“谋逆”的罪证，最终被斩首。

尤其让人叹息的是清雍正年间江苏昆山翰林院庶吉士徐骏写《无题》：莫道萤光小，犹怀照夜心。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罪名为：狂诞居心，悖戾成性，于诗文稿内，造为讥讪悖乱之言，大逆不敬。意思是讽刺清朝统治者没有文化，还要偏偏装出有文化的样子，被判处斩立决，文稿尽行烧毁。然而，在上世纪那个特殊的年代，有一位战争年代立下卓著功勋，建国后授予开国大校的人，也因为写东西而遭到撤职、降职、降薪处分，这还不算，后来因搜出他定的日记，他的儿子后来撰文回忆，正是这些亲手记录思想的日记，导致他判处死刑的重要原因。他便是开国大校蔡铁根。

蔡铁根，又名蔡委心，1911年12月出生于河北蔚县大磨乡塔头村的一个富裕农家，他的祖父曾是前清贡士，父亲则从事商业活动，蔡铁根自幼聪明好学，先后在蔚县高小学堂、北平中学和厦门大学求学，可谓是一名妥妥的高级知识分子。而且他老家这个地方，古属燕赵之境，文化气质上贴合燕赵文化“慷慨悲歌、尚武任侠”的内核，自小接受燕赵慷慨侠义悲歌、壮歌、浩歌、凯歌之气，形成其个性豪爽坦荡，刚直磊落，所以人称他有燕赵志士风采，他也深以为然，而且身体力行。

蔡铁根从学校毕业之后，高等学府毕业之后，完全可以找份优越的工作，安然度过那些日子，但此时正是军阀混战，强虏入侵，祖国山河破碎的年代，所见所闻使他深感不平，因此，从读书的时候开始，他就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而且一直以来坚持不懈，笔耕不缀，并不是写给外人看的，也没有刻意经营文采，内容很杂，今天记一句人事，明天记一段行程，偶尔写天气，偶尔写心绪。甚至是一些极普通的细节。比如某日因人赴某地，某夜未眠，某次开会后沉默许久，某封信来了又去，有人说了一句有意义的话等，字里行间不见慷慨激昂，却有一种压着写、忍着写的痕迹，日记不会拐弯。它把人的犹疑、恐惧、沉默、克制，一页页全摆在那里。

到了战争年代，经历就更加丰富，甚至他把手中的笔当成武器，骂侵略者、骂顽固派、骂那些投降的、当然也骂一些醉生梦死的蛀虫。那时可谓是血气方刚的他，想去参加一支抗日的队伍，听说那时河北高邑一带驻扎一支东北军冯占海部，便去投奔这支队伍。然而，九一八事变之后，这支从东北退到关内的队伍，他完全看不到是枕戈待旦的复仇者，而是一群被上司“不抵抗”命令压弯了腰的颓丧士兵。那时国民党军的高层统治者不让他们打回老家，却逼着他们去陕北与红军作对。

可以说这完全违背了蔡铁根的初心，于是他暗暗串联了30多个兄弟，要想找到一支真正的抗日队伍，那便是红军，于是在1936年冬天的那个暴风雪之夜，冒着严寒，踩着没过膝盖的厚雪，顶着呼啸的北风，一跟跑到庆阳，那里正是红五星照亮的地方。他终于找到了那支不欺负老百姓、真刀真枪打日军的队伍——红军。那时还没有改编为八路军，因此抗战全面爆发之前近一年加入这支队伍的他被称为老红军干部。比如同样是东北军的一员，跟他差不多同一时期参加红军的李钟奇后来就授予开国少将，区别是他担任的是军事主管。

作为一名名牌大学生来到红军队伍，在当时普遍文化水平不高这支队伍里来说，绝对是惊世骇俗的选择，能说能写的蔡铁根很快成了红军队伍里的宝贝。他不用像普通士兵那样扛枪打仗，而是长期从事参谋、秘书、宣传等文职工作，最先是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的宣传干事，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他编入115师，东渡黄河，开赴敌后，投身于抗日战争的滚滚洪流。

晋察冀军区成立后，蔡铁根担任第一分区宣传科科长。按现在的说法，这是一个“军政合一”的岗位：既负责宣传鼓动，又要负责具体政治教育和组织工作。那会儿通讯条件极差，很多消息只能靠人力传递；宣传工作也不像今天拿个手机发个视频那么简单，而是要靠战报、墙报、小册子、口头宣讲、组织学习、发动传达层层往下传。有记录提到，他曾写过不少简短但极具感染力的战斗报道，被广泛转发、朗读，成了鼓舞前线士气的一种“精神武器”。

那时候晋察冀军区领导是后来的元帅级别，下面分区的司令大都是上将、中将，这些后来的国家栋梁之材对蔡铁根十分认可，称赞他工作积极，有能力，有魄力，工作有办法，雷厉风行，说干就干，工作深入，对同志坦白，责任心强，待人热情豪爽，不存成见，作战勇敢，生活朴素，他身上最为突出的两个特质是思维清晰与言辞坚定，而且是浑身正气。表现最突出的是为战友杨浩冤案一事打抱不平申冤的事情，后来杨浩成为副团级干部，他那种敢于讲真话的性格令许多人敬佩。

通过几年时间的工作的磨练，以及他的人格魅力和所做出的成绩，蔡铁根的职务晋升也很快，先后担任冀热察挺进军骑兵大队政治教导员，冀热察挺进军第九团政治处副主任，桑干河区工委书记兼广灵区大队政委。期间参加了平型关和平西抗日根据地历次反“扫荡”战斗，抗战期间就是一名团级干部，可以说履历十分丰富且亮眼。

到了解放战争期间，这样一名经验丰富的老政工干部。他进入华北野战军，担任旅政治部副主任，直接参与前线政治工作。华北野战军当时承担着守卫、夺取华北战略要地的任务，战事复杂多变，像张家口、怀来、新保安这样的战役，很多都是围绕铁路枢纽、交通节点展开。张家口战役中，解放军通过运动战与攻坚战的结合，夺取这座边塞要城；怀来一带，是敌我双方争夺平绥线的重要环节；特别是在新保安战役中，那时的将华北“剿总”傅作义的35军合围，要知道，这支部队是他王牌，也是华北地区唯一的全美械机械化军，我军的策略是围而不打，随后展开宣传攻势，此战将这支固守待援的部队全歼，成为华北战局中的关键节点。其中他的宣传攻势是功不可没。

在这些一系列的战役中，政治工作并不只是“喊口号”。很多时候，政治干部要负责战斗前动员、战斗中稳住阵脚、战斗后总结和安抚伤亡家属，还要处理俘虏工作、做统战宣传。史料和当年同事的回忆评价他：“工作扎实，作风严谨，豪爽坦荡，刚直磊落，既敢说话，也能办事。”在部队内部，这是对一个政工干部相当高的认可。

战争年代，受过高等教育的蔡铁根从红军的政治机关干文书，搞宣传、搞教育、搞训练，他保持了一生的习惯，就是坚持写日记，一直是靠写作起家，他每天都习惯拿小本子记东西，伴随着他的革命生涯，日记内容非常丰富。见到苏区老战士的经验，就往本子上抄，注明时间地点，再写几句自己的看法。有人笑他“你一个当兵还当成写论文”，他却说：“记下来，才不会乱，条理很清楚。”

因此，我们从他留下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他曾经赤手空拳，深人匪窟对匪首晓以大义，使他们改编成为先进组织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有在汉奸队伍中宣传先进组织政策，让其反正调转枪口打击侵略者；有被敌人抓住投入监狱，以凛然的气节折服同室难友，组织武装暴动逃出了魔窟，最后重返部队；有塞外腊月里夜涉冰河，挺进敌后建立根据地；有亲率队伍拔据点、打炮楼令敌寇闻风丧胆；有通过宣传策动让敌人战场起义……在这些血与火的战斗，他写下无数战友倒在黎明前，和千千万万牺牲的战友相比，自己却幸运地活着见到五星红旗升起在天安门广场，他曾经流下泪水，觉得自己是时代的幸运宠儿，读着的确令人动容。

也正是蔡铁根文化程度高，经历又十分丰富，从红军到抗战、尤其是解放战争时期，他辗转多个战场，更多时候不在前线冲锋，而在后方做条令、训练、教育方面的工作。别看这些活不那么“显眼”，但战斗力从哪里来？一多半都在这些枯燥的制度、流程里打底。到1949年前后，他已经在军队训练系统里打出名号：条理清晰、爱较真、写东西一丝不苟，是个十分难得的宝贵人才。

刚刚解放的时候，上级提出要建设现代化的军队，要由“冲锋陷阵打仗的一群人”，变成“制度化的正规军”。说白了就是以前用个的魅力影响队伍，要变成规范化的制度管理这支队伍。因为此前战争年代是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做这件事情，这一转变最最要紧的自然是要颁布条令，这些条令必须是严谨，比如一个团队里如何睡、如何起、如何列队、如何训练、如何学习、后勤如何搞、思想工作如何做。怎么能做到有令必行、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则能胜。这一条一条都要形成规范的条文，每条都要清清楚楚，可执行可落地，谁都能懂，谁去下达命令都不会走样。

新中国成立后，这些都提上了议事日程，为此上级成立了训练总监部，下面设立了条令局，专门负责这项工作。机构成立了，由谁来负责这项工作呢？高层领导在全军中挑选人才，既要有较高的文化水平、突出的写作能力，又要有丰富的实战经验，还要肯钻研，有实干精神，一直被誉为基层一线部队的笔杆子，此前在部队已经有名气的蔡铁根被提拔到这个极其重要的位置，被任命为条令处处，后来又称条令局局长，参与制定编撰我第一部正规化条令。

通过二年多的努力，一本《内务条令（试行草案）》终于编写成型，这本书既参考当年被称为老大哥苏联军队的相关规定，又吸收了八路军、新四军长期形成的生活制度。里面连洗漱用品怎么摆放、内务检查步骤、宿舍卫生标准、节约粮食的具体办法，都写得明明白白。很多老战士看了，直摇头：“太细了，哪有这么麻烦？”但新兵用过一段时间后，普遍觉得“心里有数了”，不得不说，那时的他，是幸运的。做的是“写字”的工作，拿的是大校军衔，身在军队制度化的核心位置，又背靠军委审批，在当时的军营里，属于既有实权又有“文化味”的干部。

在随后的条令在试行过程中，蔡铁根针对学习、执行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经常撰写文章，要求深刻学习、认真领会，纠正执行中所发生的错误和偏差，思维敏捷且又往往出口成章，甚至与一些人发生争论，在他看来，争论是对事情负责的表现，凡事越争鸣越明白，要是有不对的地方可以改正。然而，就是这一点，他引起一些人的误会，被认为是锋芒太露，个人英雄主义思想严重。

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几年之后风向突变，他主持编写的这些条文，变成压在他头上的黑锅。在随后的反“教条主义”的批判运动中，他被认定为“拒不认错”“坚持错误立场”，被划为“右派”，先被撤职，继而被开除，军衔被取消，离开部队系统，被安排到地方做普通工人，被分配到常州的工厂，做最普通的体力活。从一个运筹帷幄的总部军官，换成满身油污的工作服到车间里劳动，这种落差，足以压垮任何一个心高气傲的人。不过，那年代兴到基层一线再教育，等运动一过，也能慢慢过渡。

但蔡铁根与别人不一样，他认定自己没有错，在他看来，始终有自己的坚守——读书，是为了看清世界；参军，是为了不做旁观者；写条令，是为了让军队更像一支现代军队；期间有不足的地方可以改正。因此，虽然白天在车间干活，但晚上依然通宵达旦地写东西，他不断向上级、同事、朋友写信，谈自己看到的问题，提建议，不过，大多如石沉大海，没有音讯，拿今天的话说，就属于热心市民。不过，在特殊的年代，他却被认为是想“翻案”的表现。

更要命的是，他数十年如一日写日记的习惯，战争年代写，和平时期也写。下放到常州以后，虽然环境苦，身份落差大，但他依然拿起笔，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内心感受，一天一天记下来。在他自己看来，日记是不能虚构生活，因为只是写给自己看，尤其是一个历经战争年代的老兵，在困境中的牢骚、一个知识分子对现实的记录。

蔡铁根大校手迹

那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紧张，物资匮乏，很多地方出现严重饥饿和营养不良问题。下放在基层的干部、知识分子，对这些情况感受尤其深。蔡铁根在日记里，记下了自己看到的饥饿、混乱和基层真实状况；也写下了对政策执行中问题的思考。有时，他会用比较激烈的词语表达不满和忧虑。接下来一场猛烈的“破四旧”运动展开，全国各地纷纷掀起了一场翻箱倒柜的狂潮，旨在搜寻所谓的“黑材料”。众多家庭中的书籍、日记以及旧信件，一一被翻检出，字字句句被仔细对照，试图从中寻觅到可以扣上的罪名。

还戴着“右派”帽子的蔡铁根成了重点监控对象，很快他亲手记录思想的日记被抄查出来，我们今天细读那些日记所载内容，的确包含了他对所受处分的不满情绪，其中不乏言辞激烈之处，亦对某些领导和具体做法提出了批评。然而，若我们保持冷静的视角，会发现其中并未涉及任何组织性的串联活动，亦无煽动暴力的言论。更多的是在极度失落情绪驱动下，个体的抱怨与申诉。

偏偏那时有些人从那些文字中断章取义，寻瑕索垢，最终认定有其言必有其行的推断，给他扣上 “反革命集团”首犯的帽子，被处以极刑。战争年代，在极端紧张的环境下，以“肃反”罪名错误处决干部有这种情况，但在建国后的和平年代，“开国大校”身份而处决仅他一人，后来，随着拨乱反正工作的推进，蔡铁根一案得到重新审查。十年后常州市为蔡铁根举行隆重追悼会，正式为其平反昭雪，恢复其一切待遇，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这段历史见证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曲折与教训，也彰显了正义最终得以伸张的历史必然。

多年以后，蔡铁根大校的儿子撰写文章：父亲个性豪爽坦荡，刚直磊落，不愧燕赵志士的凤采。他带着与日寇血战的征尘，带着对祖国与人民的忠诚，也带着无尽的屈辱与痛苦，永远地消逝在这烟雨苍茫、包孕着吴越大地的长江之中了。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礼堂里，一面鲜红的党旗覆盖在一个小小的骨灰盒上，盒子前面放着父亲的那张半身像片，他依然向所有注视他的人微笑着。盒子里放着的是 他生前常戴的那副老花镜和那只烟斗，还有为他昭雪平反的决定书，导致他过早离开人世的，正是记载他自己思想的日记惹的祸！的确令人唏嘘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