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2019年秋天，机关大院门口的公告栏又贴了新名单。
我凑过去一看，八个名字，全是副处级退休。
旁边老刘头掐灭烟头，叹口气说：“又走一批。”我随口问：“搬哪儿去了？”老刘头看我一眼，眼神怪怪的：“谁知道呢，跟当年你爸一样。”我心里猛地一紧。
我爸退休那年也是这副光景。
第二天一早收拾行李，我跟他在楼道里吵了一架。
他红着眼眶说：“不走不行，这是规矩。”什么规矩？
谁定的规矩？
搬家车开走的时候，车牌被泥糊得严严实实。
从那以后，我再没见过他。
01
我叫李安，在市里某局办公室干了二十多年，还是个主任科员。
这位置说好不好，说差不差。混到退休也能拿个副处级待遇，但我心里始终有个疙瘩。
我爸也是副处级退休的。2010年秋天，他在机关干满三十五年，正式退下来。
退休通知下来的那天晚上，他在阳台上坐了一整夜。
我妈说他一根接一根抽烟，烟头扔了一地。我问他怎么了，他摆摆手说没事。
第二天一早，他就开始翻箱倒柜地收拾东西。
我以为他只是想整理整理老物件，没想到他直接叫来了搬家公司。
搬家工人在客厅里进进出出，把家具一件件往外抬。我爸站在门口，手里攥着一个铁盒子，像是怕被人抢走似的。
我忍不住问：“爸，你这是要搬哪儿去？”
他没抬头，只是说：“外地。”
“外地是哪儿？”
“你别管了。”
当时我年轻气盛，火一上来就跟他吵。
我说你退休了不去养老，搬什么家？妈怎么办？我一个人在这儿算怎么回事？
我爸脸色铁青，嘴唇哆嗦了半天，最后憋出一句：“不走不行，这是规矩。”
什么规矩？我问了好几遍，他一个字都不肯说。
我妈在旁边抹眼泪，也不说话。
搬家车停在楼下，司机按了两声喇叭。我爸拎着箱子走到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
那眼神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不是生气，不是难过，是一种说不出的复杂。
好像有很多话要说，又好像说什么都没用。
他转身下了楼，我追出去，搬家车已经启动了。车牌上糊着一层厚厚的泥巴，什么都看不清。
车拐过街角，连尾灯都看不见了。
我站在马路边上，傻了。
那一年我三十九岁，在局里刚提了副主任科员。我以为日子会越过越好，没想到父亲就这样消失了。
此后十年，他只寄回来过三张明信片。
第一张是2011年春节，邮戳盖着外省一个县城。上面只有两行字：“报平安，勿念。”
第二张是2013年中秋，字迹潦草：“身体还好，别担心。”
第三张是2015年冬天，就一句话：“照顾好你妈。”
三张明信片都没有写寄件地址，没有电话。我查过邮戳上的那个县城，地图上搜了半天，在隔壁省一个山沟沟里。
我没去找。
不是不想，是不敢。
我怕找到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又怕找到的时候，他还活着，但已经不是那个我了。
这些年我不是没打听过。逢年过节跟机关的老同事喝酒，偶尔提起我爸，人家都摇头：“不知道，搬走就没消息了。”
说这话的时候，他们眼神躲躲闪闪的。
我心里明白，这里面有事。但什么事，没人告诉我。
直到2019年秋天。
那天中午，我在单位食堂吃饭，看见组织部贴了新的退休名单。八个名字，清一色副处级。
我跟老刘头打了个招呼，随口问他们搬哪儿去。老刘头是我们局退了休的老科长，跟我爸是同一批进机关的。
他没回答我的话，只是盯着名单看了好一会儿，叹口气说：“你爸当年也是这样。”
我心里一沉。
“老刘，你跟我交个底，我爸到底去了哪儿？”
老刘头摇摇头，把手里的烟掐灭在花坛边上：“不是我不说，是我也不知道。”
“那你总知道点什么吧？”
他沉默了半天，低声说了句：“你去找高建平问问。”
高建平，市委组织部老干部科科长。我在机关里见过他几回，面热心冷，说话滴水不漏。
但老刘头既然这么说，肯定有他的道理。
当天下午，我就给高建平打了个电话。
电话响了五六声才接，高建平的声音挺客气：“李安啊，好久不见了，有事？”
我说想请他吃顿饭，他犹豫了一下，答应了。
约在这周五晚上，机关旁边那家湘菜馆。
放下电话，我心里翻江倒海。十年的谜团，好像终于要揭开一个口子了。
可我没想到，这个口子一开，就再也合不上了。
02
周五晚上六点，我提前到了湘菜馆。
高建平迟到了二十分钟，进来的时候脸上挂着笑，手里拎着一瓶白酒。
“哎呀，来晚了来晚了，路上堵车。”
我给他倒上茶，寒暄了几句。他还是那副老样子，说话不急不慢，每句话都挑不出毛病。
酒过三巡，我试着把话题往我爸身上引。
“高科长，我听说当年我爸退休的时候，也是你办的？”
高建平夹菜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笑了笑：“你爸的事隔得时间太长了，我记不太清了。”
“可我记得挺清楚的。”
我把当年的事说了一遍，说到搬家车、说到车牌被泥糊住的时候，高建平脸上的笑慢慢收了起来。
他端起酒杯抿了一口，沉默了一会儿，说：“李安，有些事你还是别问了。”
“为什么？”
“为了你好。”
这话听得我心里一阵发堵。十年了，每个人都是这句话。
我说：“我就想知道他在哪儿，过得好不好。这有什么不能说的？”
高建平摇摇头，伸手拿过公文包，从里面掏出一个文件袋递给我：“你先看看这个。”
我打开文件袋，里面是几张表格。密密麻麻的名字，全是副处级退休干部。我数了数，一共四十二个。
除了一个叫张桂珍的，其他全部搬家了。去向那一栏，全是空白。
“这是近十年全市副处级退休干部的记录。”高建平压低声音，“你爸是2010年的那一批。”
我盯着表格，手心开始冒汗。
“他们的新住址在哪儿？”
“没有记录。”高建平端起酒杯又放下，“按照规定，退休干部的搬迁信息不是必须上报的。但四十二个人都搬了，一个都没留下记录，你不觉得奇怪吗？”
“你知道怎么回事？”
“我知道一点，但不多。”他看着我，眼神里带着警告，“我只能告诉你，这些人大部分都去了同一个地方。”
“哪里？”
“青山乡。”
我一愣，这名字有点耳熟。翻出手机查了一下，青山乡在隔壁省，离市里一百多公里，穷得连信号都不稳定。
“你去过？”
“去过一次。”高建平倒了杯酒，“那儿有个老干部康养中心，建得挺气派。但里面什么情况，我不清楚。”
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我劝你也别去。”
“你爸当年走的时候，是主动要求的。”
这话像一锤子砸在我胸口上。
“主动要求？他为什么要主动要求搬走？”
高建平没回答，只是把剩下的酒一饮而尽：“我话说多了。李安，你也是个明白人，有些事查到底对谁都没好处。”
他站起来要走，我一把拽住他：“那你告诉我，张桂珍是谁？为什么她没搬走？”
高建平挣开我的手，叹了口气：“市委办的退休副主任，她丈夫是省里领导。你去找她，她也许会跟你说。”
他说完就走了，连再见都没说。
我坐在包厢里，桌上剩了一盘没动过的菜和半瓶酒。
张桂珍，这名字我有点印象。当年市里开大会的时候，她经常坐在主席台边上，戴副眼镜，话不多。
但我跟她没什么交情，贸然去找她，人家凭什么跟我说？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高建平那句话：“你爸当年走的时候，是主动要求的。”
我拿出那三张明信片，又看了几遍。最后一翻到背面，发现最后一张背面靠近边角的地方，有几个模糊的铅笔字。
我翻出放大镜，凑近了看。字被橡皮擦过，但用力写的时候留下的印痕还在。
我看了快一个小时，终于认出来了。
“青山乡政府对面。”
我爸留下的地址。
我胸口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原来他一直在等我去找他。
可我等了十年，才找到这个线索。
那晚我几乎没合眼，天亮以后给单位打了个电话请年假。
然后我收拾了几件衣服，把那三张明信片装进包里，开着那辆开了八年的旧桑塔纳，上了路。
青山乡离市里一百多公里，导航显示得走两个多小时。后半段全是盘山路，弯弯绕绕，路边就是悬崖。
我开到一半的时候，心里有点发怵。这地方太偏了，连个过路的车都看不到。
但我没有掉头的念头。十年了，我不能再等。
接近中午的时候，导航终于提示目的地到了。
我把车停在路边，往前走了一百多米，看见一个崭新的小区大门。大门顶上挂着块大牌子：“青山乡老干部康养中心”。
门口有保安，穿着制服，看起来挺正规。
我心里砰砰直跳，正准备往里走，余光瞥见一个熟悉的身影从小区里走出来。
佝偻着腰，花白的头发，手里拎着个菜篮子。
我看清楚了那张脸。
是我爸。
03
我爸。
十年没见，他老得我都快认不出来了。
头发全白了，脸上全是褶子，背驼得厉害。走路慢慢吞吞的，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
我站在马路对面，张了张嘴，嗓子眼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爸。”
这声音小得我自己都快听不见。但他听见了。
他停住了，整个人僵在原地。手里的菜篮子“咣当”掉在地上，土豆、胡萝卜滚了一地。
他慢慢转过头，看见是我，脸上的表情说不上是惊讶还是害怕。
“你怎么来了？”
他声音发颤，额头冒出了汗。
我走过去，想拉他的手。他往后躲了一下，眼神飞快地扫了一眼四周。
康养中心门口那个保安正盯着我们。
我爸压低声音说：“赶紧走，别在这儿站着了。”
“爸，你跟我回去。”
“回不去了。”他边说边弯腰捡地上的菜，“你赶紧走，别让人看见。”
他捡菜的手一直在抖，捡了好几次才把土豆装回篮子里。
我伸手想帮他，他一把打开我的手：“你走不走？”
周围有人走过来了。一个穿着白衬衫的男人站在小区门口，朝这边看了一眼。
我爸立刻挺直了腰，恢复了那种淡定的表情。
他朝我摆摆手：“回去，别让我担心。”
说完就快步走进了小区，连头都没回。
我站在马路边上，心跳得厉害。
他怕什么？那个保安？那个白衬衫？还是别的什么人？
我没有走。
青山乡不大，一条主街到头了。我在街上找到一家小旅馆，十块钱一晚上，房间里只有一张床和一个旧电视。
老板娘姓王，五十多岁，挺能聊的。办入住的时候她问我从哪儿来的，来干啥。
我随口说走亲戚，她又问谁的亲戚，我说我爸在这边养老。
她哦了一声：“你爸是康养中心的？”
我点点头。
她压低声音说：“那地方挺好的，听说里面住的人都是当官的。”
“你知道里面的情况吗？”
她摇摇头：“我也不清楚，那地方管得严，外人进不去。不过每天下午四点多，有老人出来买菜。你要是想见你爸，可以等那个点儿。”
我谢了她，放下东西就出了门。
康养中心门口那道铁栅栏不高，但围墙很高。我绕着围墙走了一圈，发现后面有个小侧门，锁着的。
侧门外头是一条土路，通往一片菜地。菜地旁边有一排平房，像是以前的村小学。
我站在菜地边上，点了根烟。
几点了？得等到下午四点，那我先去乡政府打听打听。
青山乡政府就在康养中心斜对面，一栋三层小楼，门脸挺破。门口挂着几块牌子，其中一块写着“青山乡人民政府”。
我推门进去，一个年轻姑娘坐在柜台后面玩手机。我凑过去问：“同志，我想打听一下，你们对面那个康养中心，归哪个部门管？”
她抬头看我一眼：“你问这个干嘛？”
“我父亲住在里面，我想办个探视手续。”
她愣了一下：“探视？那地方不让人探视啊。”
“不让？”
“对，别说是你了，就是我们乡政府的人都进不去。管得严着呢。”
康养中心说是养老的地方，却不让探视？我爸让我赶紧走，还说什么“别让人看见”？
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从乡政府出来，我在马路对面找了家小吃店，要了碗面。老板是个中年男人，看起来挺好说话的。
我边吃面边跟他聊了几句，有意无意打听康养中心的事。
老板告诉我，那地方是前几年盖的，盖好以后搬进来好多老人，都是外地的。平时很少出来，只有下午四点多买菜那会儿才能见到。
“他们买菜都是自己出来的吗？”
“也不全是，有的人有家属陪着。但大部分都是自己出来，买完就回去。”
“有没有人从里面搬走的？”
老板想了想：“好像有吧，年前听说有个老头儿要搬走，结果没搬成。后来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心一紧：“怎么没搬成？”
“我也不清楚，那地方的事我们这些外人不好打听。”
这条线索又断了。
吃完面，我在街上转了一圈，等着下午四点。
时间过得特别慢，我站在康养中心对面的电线杆旁边，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下午四点二十，那个绿铁皮门终于有了动静。
大门慢慢打开了，几个老人陆陆续续走了出来。大部分穿着深色的外套，走路很慢，有的拄着拐杖。
我看见我爸了。
他还是拎着那个菜篮子，排在队伍中间，低着头往外走。
我刚要冲过去，脚步又顿住了。
他身后不远处，跟着一个人。不是保安，是一个穿黑夹克的中年男人。那人双手插兜，目光一直没离开过前面几个老人。
像是在监视他们。
我往后退了两步，躲在电线杆后面。
我爸走到菜摊前，蹲下来挑菜。那个黑夹克男人站在十米外，掏出手机看了一眼。
机会来了。
我从侧边绕过去，装作买东西的样子，凑到我爸旁边。他没看见我，正低着头挑茄子。
他手一抖，茄子差点掉地上。抬头看见是我，脸色一下子白了：“你怎么还没走？”
“我不走。你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他左右看了看，压低声音说：“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你晚上八点，到后山的小卖部门口等我。”
他说完就站起来，拎着菜篮子快步往回走。
我站在原地，心脏砰砰直跳。
晚上八点，后山小卖部。
我抬头看了一眼天色，太阳已经西斜了，秋天的天黑得快。
还有三个小时。
04
晚上七点半，我就到了后山。
说是后山，其实就是康养中心后面那座小山坡。山坡上有条土路，路边有棵老槐树，树下有个小卖部。
这时候小卖部早就关了门，周围一片漆黑。
我蹲在树下，蚊子嗡嗡地往脸上扑，我不敢拍，怕弄出动静。
等了快一刻钟，土路上终于传来脚步声。
一个佝偻的身影慢慢走过来，走到近前，我才看清是我爸。
他穿着深色外套，手里攥着一个塑料袋。
他走到我跟前，打量了我一眼，叹了口气：“你怎么就不听劝呢。”
“我不听劝，是因为你什么都没跟我说。”
我爸沉默了一会儿，从塑料袋里掏出一个铁盒子。正是当年他走的时候攥在手里那个。
“这里面的东西，我本来打算带到棺材里去的。”
他把铁盒子递给我，我打开一看，里面放着一个账本、一封信、一张照片。
信是写给我的。
“你自己看吧。”
我打开那封信，字迹有些潦草，有些地方看得出来是写了又划掉。
“李安：
等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爸可能已经不在了。不是吓你。
2010年我退休前十个月，无意中从办公室的文件柜里发现了一个账本。
市里有一个工程项目，资金拨了三千多万，实际支出不到一半。那多出来的钱，全转到了一个私人账户里。
我出于本分，写了报告递上去。
结果没等到回音，反而等来了提前退休的通知。
第二天，高建平来找我，说上面给我安排了一个去处。让我搬出市区，住到青山乡的康养中心来。
我问他要是不搬呢？
他说，你自己想清楚。
我那时候就知道，这个康养中心不是养老的地方。账本上的那些钱，跟这儿有关。
那些人怕我泄露出去，把我安排到这儿来，说白了就是软禁。
我答应搬过来，条件是：不能动你和你妈。
他们答应了。
所以我必须搬走。不走就是害了你们。”
我拿着这封信，手一直抖。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告诉你有用吗？那时候你刚提副主任科员，要是让他们知道你在查这个，你还能在机关待下去？”
“可我什么都不知道，像傻了一样过了十年。”
“傻点好。”我爸叹了口气，“知道太多了，活不长。”
他又指了指那个账本：“这个是原件，我一直藏着。本来想带进棺材，但你既然找来了，就给你吧。”
“给我干嘛？”
“你自己决定。是把它交出去，还是留着。”
我沉默了。
交出去意味着什么？那些人还在。账本牵涉的人，说不定现在还在位置坐着。
不交呢？我爸这辈子就被这样白关了十年？
“爸，你想让我怎么处理？”
我爸没说话，只是抬头看了一眼天。
后山的蚊子嗡嗡地叫，山风吹过来，凉飕飕的。
“你知道张桂珍吧？”他突然问。
“高建平提过她。”
“她是唯一没搬走的。她丈夫是省里的大领导，没人敢动她。你要是真想查到底，去找她。”
“她愿意跟我说？”
“她欠我一个人情。当年她丈夫的事，是我帮她压下来的。”
“什么人情？”
“你去了就知道了。”
我爸把那个铁盒子塞到我手里，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我得回去了，晚了他们会发现。”
他转身走了没两步，又停住了。
“李安，有句话我憋了十年。”
“你说。”
“我不后悔。那笔钱要是没被拦住，不知道会害了多少人。”
他走了，佝偻的背影消失在夜色里。
我抱着那个铁盒子，蹲在后山的树下，愣了很久。
回到小旅馆已经快十点了。我把门反锁，坐在床上翻那个账本。
账本上的记录很详细，从2008年3月到2009年12月，一共有十七笔转出记录。收款方都是同一个账户，开户行在市里的一家商业银行。
转账金额加起来将近两千万。
我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看，越看越心惊。
项目是市里的一个公共工程，“美丽乡村”项目。资金拨了三千多万，真实支出不到一半。
剩下的那些钱，全进了这个账户。
我又翻了一页，发现最后一页上用红笔写了几个字：“已汇报，待处理。”
下面有一个签名。我看清了那个名字：张桂珍。
我愣住了。
张桂珍早就知道这笔钱的事？
第二天一早，我开车回了市里。
到市里已经是中午了。我没回家，先去了市委办。我要找张桂珍。
05
市委办公大楼还是老样子。
我走到二楼，敲了敲老干部办公室的门。里面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请进。”
推门进去，里面坐着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戴副金丝眼镜，头发盘得一丝不苟。
“张主任，您好。我是李安，李永胜的儿子。”
张桂珍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眼神平静，像是早就料到我会来一样。
“你来了。坐吧。”
我坐下来，把账本放在她面前。她看都没看，只是轻轻叹了口气。
“你爸把账本给你了？”
“你怎么知道？”
“他一直留着，跟我商量过。”她顿了顿，“我劝他烧了，他不肯。”
“为什么不肯？”
“他说，这是他这辈子唯一做对的事。”
我坐在她面前，心里有很多问题想问，但一时不知道从何开口。
张桂珍摘了眼镜，揉了揉太阳穴：“你想知道什么，问吧。”
“那笔钱，到底是谁的？”
“市里一个副市长的。他当时负责那个项目，利用职务之便，把多余的钱转到了自己亲戚的公司。”
“那后来呢？”
“报告递上去之后，省里介入调查。但那个副市长有关系，案子被压了下来。”张桂珍说到这儿，语气里带着点嘲讽，“你爸成了挡箭牌。”
“那您呢？您在报告上签了字，为什么没事？”
张桂珍看着我，沉默了好一会儿：“因为我丈夫。他是省里的二把手。他们动不了我。”
“那你为什么没搬走？”
她目光闪烁了一下：“我不是没搬，是搬不了。他们把我丈夫调走了，把我晾在这儿。既不放我，也不抓我。”
我盯着她，心里越来越沉。
十年前，我爸写了一份举报报告。张桂珍签了字。
但那个副市长没倒。倒下的，是我爸和张桂珍。
一个被关在深山里的康养中心，一个被晾在市委办公楼里，像两个靶子。
“那现在呢？那个副市长还在？”
“早退了。调到省人大去了。挂着个闲职，什么都不用干，薪水照拿。”
我攥紧了拳头：“那他干的那些事呢？”
“没人提了。时间过了，就没人记得了。”
“可我爸还被关在那个地方。”
张桂珍看着我的眼睛：“李安，你爸是故意的。他本来可以躲，可以不写那封报告。但他写了。他知道后果，还是写了。”
“所以他活该被关十年？”
张桂珍没有回答。
沉默了很长时间，她突然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我：“这个，你拿着。”
“这是什么？”
“当年那个案子的完整材料。我留了一份。”
我接过来，信封沉甸甸的。
“你想清楚，交出去，就是跟一个市里的退休领导对峙。不交，你爸这辈子就这样了。”
我握着那个信封，手有点抖。
张桂珍又说：“但你知道吗？那个副市长退休后，也住在康养中心。”
我愣住了：“什么？”
“他也住在青山乡那个康养中心。住的是最好的房间，有专人照顾。”
我心里翻江倒海。
举报人住在大通铺里，被举报人住在单间里。
这就是我爸这十年忍气吞声的日子？
张桂珍看着我：“你打算怎么办？”
我站起来，把信封揣进口袋：“我要让他搬出来。”
走出市委办大楼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外面起风了，树叶被吹得哗哗响。
我站在门口，掏出手机。
屏幕上有两条消息。一条是高建平发来的：“别做傻事。”
另一条是陌生号码：“你爸在康养中心的事，我知道。明天中午，老地方见。”
我心里咯噔一下。
谁发的？怎么会知道我手机号？
我查了一下号码，归属地就是本市的。打过去，响了五六声，没人接。
我再打，已经关机了。
这个陌生号码是谁？想干什么？
我把手机揣回口袋，看了一眼立在路灯下的那棵老槐树。
风越来越大，树枝拍打着窗户，像是在提醒我，事情还没有结束。
06
第二天中午，我按照那个陌生号码的约定，去了老地方。
那家湘菜馆。
我推门进去，包厢里已经坐了一个人。看见他的一瞬间，我整个人都僵住了。
是唐国源。
我爸的老同事，三年前退休后神秘搬走的那个唐国源。
他瘦了很多，脸色蜡黄。几个月前我还登过他的门，那时候他精神头还好好的。
“李安，坐。”
我在他对面坐下来，心里七上八下。
“唐叔，你……”
“我搬出来了。”他直截了当地说，“跑到外省，躲了两个月。”
“因为我知道你找到那个账本了。”
我一愣：“你怎么知道？”
“康养中心里面有我的眼线。”唐国源给自己倒了一杯茶，“你爸把账本交给你的那天晚上，我就知道了。”
“那你为什么搬出来？”
“因为我知道，你迟早要往上捅。我不能再待在那儿了。”
他抬眼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丝恳求：“李安，叔不是坏人。我当年也写过举报信，也被人压下来了。后来他们把我弄到康养中心去，让我闭嘴。我没你爸硬气，我认了。”
“那你现在想干什么？”
“帮你。”
我心里有点乱。唐国源是我爸的老同事，按理说我应该信他。但他三年前搬走，现在又突然冒出来，总让我觉得没那么简单。
“你帮我什么？”
“那个副市长的材料，我也有。”他从怀里掏出一个U盘，“这里面是他跟那个项目的所有来往记录。他让亲戚的公司帮忙洗钱，我留了证据。”
“那你当年为什么不拿出来？”
“我不敢。他们答应让我提前退休，还多给我两年工资。我当时觉得，拿了就算了。”
他低下头：“老了以后，心里越来越不得劲。你爸在康养中心住了十年，我住了三年，难受啊。”
他把U盘推到我面前：“你爸爸是对的。我老了，但我不能让他白受这十年罪。”
我看着那个U盘，心里五味杂陈。
“唐叔，你确定要给我？”
“给你。如果出了事，你就说是我给你的。”
我接过U盘，放进贴身的口袋里。
唐国源站起来，拍了拍我的肩膀：“李安，你爸这一辈子，值。”
他走了以后，我坐在包厢里，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一个被关了十年的人，值得吗？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接下来的路，我必须走完。
我把U盘里的材料仔细看了一遍，越看越心惊。唐国源说的没错，这个副市长利用职权，通过亲戚的公司洗钱，至少有两千万进了他的兜里。
我查了下那个副市长的名字：赵世昌。
赵世昌，六十岁，退休前是市里分管城建规划的副市长。退休后住在青山乡康养中心。
这些信息跟张桂珍给我的材料吻合。
我犹豫了两天，最后还是拨通了省纪委的举报电话。
接电话的是一个中年男人，说话软软的，挺客气。
我把账本、U盘、张桂珍给我的材料，全部报了。
那个男人听完以后沉默了十几秒，才说：“我知道了。”
然后就没下文了。
我等了三天。第四天，陈亮给我打了个电话。
“李安，你是不是干了什么？”
“什么意思？”
“今天我收到风声，省纪委要下来查康养中心的事了。”
我心里一跳：“谁说的？”
“我一个在省里的朋友。他说材料已经转到办案组了，可能要不了多久就会来青山乡。”
“真的？”
“我还骗你不成？”陈亮的语气有点奇怪，“李安，这事儿你真干到底了？”
“嗯。”
“你知道后果不？”
“知道，总比我爸在那儿住一辈子强。”
陈亮沉默了几秒，说了句“行了，有消息再通知你”，就挂了电话。
我攥着手机，手心全是汗。
省纪委要下来查了。事情终于要有个结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