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斯达汉诺夫主义与生产率政治 1935—1941》 4-3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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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英国工人阶级不同，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确实是“如期而至，如日东升”。[74]他们的制造是苏联劳动与文化政策作用的结果，这些政策本身很大程度源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特定历史环境。此外，斯达汉诺夫身份与其说是靠个人奋斗获得的，不如说取决于企业官员带着自己的原因而扩大或缩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数量。但这不意味着任何工人都能被选中。尽管标准被肆意操纵，工长分配利益时也比较专断，但某些工人被指定为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概率终究比其他人更高。下面我们来分析哪些类型的工人成为了斯达汉诺夫工作者。

表4.3. 1936年8月工会会员中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百分比

《苏联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1918—1964年 工会文件与资料汇编》（莫斯科：工会出版社，1965年），第140页。

如表4.3所示，在十三个工业部门中，仅三个部门——纺织、皮革制品和糖果——的女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比例高于全体工人比例，而且每个部门的超出幅度都很小。青年（二十三岁及以下）的这一比例也仅在三个部门（电力、化学和锯木加工）更高，但超出幅度明显更大，而在青年比例更低的部门中，差距往往微乎其微。

表4.4. 女性在乌克兰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中的百分比（1936年5月）与在苏联的全体工人中的百分比（1935年7月）

对于乌克兰，《乌克兰苏维埃的工业与工人阶级 1933—1941》2卷本（基辅：科学思想出版社，1977年），第1卷：第386页；对于苏联，《苏联的劳动 统计汇编》（莫斯科：中央核算局，1936年），第74页。

将乌克兰主要工业部门中女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百分比与苏联全体劳动力中女性的百分比进行对比（表4.4），女性在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中的代表性不足显得更为明显。尽管这个对比不算完美，但两者间的差异足够明显，值得关注。

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性别构成的这种不平衡是多个因素共同造成的。首先，保护性立法禁止女性从事某些高强度职业，例如地下采矿作业、重型车床操作，或者那些会让她们接触被认为对自身健康及潜在后代健康特别有害物质的职业。[75]其中好几个这类职业属于“主要职业”，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在这些职业中分布尤其集中。

其次，1932—1933年工会普查结果显示，重工业里女性的平均技能水平远低于男性工人，总体处于半技术或非熟练工人的范围。[76]这个差距多大程度源于女性入学培训学校的比例较低、职场歧视或其他社会文化因素，此处不能深入探讨。配给制的取消，以及随之而来的工厂食堂和其他公共就餐场所供餐次数的减少，很可能对女性工人造成了不利影响，她们的家务劳动相应地增加了。尽管与以下例子相关的是集体农庄庄员，但也揭示了家务劳动阻碍女性成为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其他方面：

假设说我有母亲和妻子。我母亲年纪大了，不能在 集体农庄干活，但她能打理家务、照顾孩子。这样一来，我和妻子都能轻松工作，完成规定的全部工作日，进而成为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而你呢，已婚，妻子生了好几个孩子，家里又没有祖母帮忙照顾。那么，你妻子就没法多干活……但我妻子因为家里有长辈帮忙，就能成为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还能得到一头小猪仔。[77]

如果说女性在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中代表性不足，那么除表4.3所示数据外，其他证据证明年轻工人的情况相反。截至1935年11月，斯科罗霍德鞋厂的1874名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中，有1483人年龄在三十岁以下，其中738人（39%）未满二十五岁。与之相比，在全体制鞋工人中，二十三岁及以下者仅32.5%。[78]同样位于列宁格勒的斯大林冶金厂，全体工人中三十岁以下者54%，但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未满三十岁的有74%，在邻近塞斯特罗列茨克的沃斯科夫仪器厂，相应数据分别为56.3%和81.1%。[79]总体来看，1935年11月，列宁格勒整个工业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中，53%的人年龄在三十岁以下。[80]

缺乏经验（стаж）未必会是工人成为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障碍。根据南方冶金工人工会1936年1月开展的一次调查，斯大林诺（原名及后名为顿涅茨克）斯大林工厂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中，67.9%的人工龄不足3年，另有19%的人工龄在三至五年之间。[81]这远低于冶金工人的平均工龄，1933年冶金工人平均工龄为6.1年，三年后想必会更长。[82]

即便是因表现突出而被州机关点名表彰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也以年轻、经验较少的工人为主。例如，库尔斯克州的二十八名此类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中，有十一人被标注为共青团员、三十岁以下或工龄不足六年。其余十七人中，除一人外均缺乏年龄或工龄信息，因此其中不少人可能也相对年轻和缺乏经验。[83]

年轻工人在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中占比偏高的一个可能原因是他们的识字率相对较高。然而，这不意味着识字是获得斯达汉诺夫身份的先决条件，事实上，有证据说明，即便是在莫斯科工农钢铁厂这类相对先进的企业中也存在文盲斯达汉诺夫工作者。[84]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技术培训课程的广泛普及或许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一个针对九个工业中心7138名年轻工人的调查显示，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中通过国家技术考试并取得“优秀”成绩的比例明显更高。不过，调查也表明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与其他工人在正规教育水平上的差异极小（表4.5）。还有一个因素是约瑟夫·伯林纳在二战后对苏联移民的访谈中提出的，“年轻工人……‘为了彰显自己是英雄……想要成名，超越老工人’”。伯林纳认为，那些“车间或工段内部自发的、往往没有更谨慎的工程师指导的零星斯达汉诺夫运动”，正是由这些年轻工人发起的。[85]

表4.5. 1936年1月15日九个工业中心年轻工人的技术培训与教育情况

注释：九个工业中心是莫斯科、列宁格勒、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顿巴斯、伊万诺沃、奥列霍沃、高尔基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数据是百分比。

a代表通过考试者以及因其他备考而免于考试者。

《苏联的青年 统计汇编》（莫斯科：中央核算局，1936年），第224—225、238—239页。

关于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党员身份的数据稀缺以及不同工业部门工人党员比例的相关信息缺乏，使我们难以进行有效的对比分析。但我们确实知道，尽管当局频繁呼吁一线党员工人成为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而且多名哈佛项目受访者声称党员会获得优先选拔，但不是所有一线党员工人都能跻身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行列。[86]截至1935年底，列宁格勒工厂的党员与预备党员中，约半数被吸纳为斯达汉诺夫工作者。[87]1938年初高尔基边委的一个调查显示，在六家大企业中，一线党员与预备党员成为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比例从67.5%到37%不等，总体比例为59%。[88]

党员在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中显然不占主导。截至1936年5月，乌克兰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中仅有6.6%被登记为党员。[89]这远低于1933年初全体工人13.6%党员的国家数据，虽然那年的清洗和1935年的核查党证无疑严重削减了工人阶级中的党员。[90]列宁格勒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党员比例明显更高，而且高于该市全体工人的党员比例，但优势幅度并不大，冶金工人的对应比例分别为15%与11.1%，电工14%与11.8%，化学工人8.9%与8.6%。[91]因此，党员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终究是例外而非惯例，不过一旦成为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工人入党的机会无疑会增加。

最后，有必要把技能视为制造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一个因素。鉴于掌握技术在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理想型定义中占重要地位，人们或许会认为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更多来自技能等级较高的群体。女性技能水平相对较低同她在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中代表性不足之间的关联性以及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更高的考试成绩均支持这个假设。然而，捷尔任斯基冶金厂的数据显示，至少在这家企业中，大部分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来自半熟练工人类别（表4.6）。

表4.6. （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捷尔任斯基冶金厂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技能等级，1936年1月

《苏联的工业化 1933—1937年 文件与资料》（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1年），第581页。

遗憾的是，目前没有非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技能等级的对应分类数据。1934年11月全体黑色冶金工人的相关数据说明，在该工业部门中，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平均技能等级或许仅略高于其他工人：[92]

仅从这一个案例就推断其他行业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情况，甚至假设冶金内部他们的构成情况始终不变，都是不可靠的。熟练工人、半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的构成比例在不同工业部门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即便在同一工业内，不同企业之间也存在差异，取决于企业的建成年限、技术先进程度、薪酬-技能手册（тарифно-квалификационныесправочники）编制者的主观评估和工长在给工人个人评定等级时往往带有主观随意性的判断。还需注意的是，煤炭开采、矿石开采、纺织和其他多个行业的大多数工人不按技能等级评定薪酬，而是按任务或职业分类定薪，这种方式不考虑个人的熟练程度。

总而言之，政治当局勾勒的成为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标准，充其量仅部分得到实现。在特定时期、特定企业中，部分工人能运用生产技术实现大幅超额完成定额、降低损耗率与生产成本的效果。这些工人往往较为年轻、男性而且想必身体健康状况相对良好。他们也更有可能从事被指定为“主要”职业，并具备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完成分配任务所需的技能。然而，此类条件的提供与否很大程度上由工长决定，与直属上司建立良好关系无疑会显著增加工人成为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机会。

然而，上述一切都未能解释成为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意味着什么。斯达汉诺夫身份是工人迫切追求的目标吗？还是说，它带来的福利微薄到被其他因素所抵消？为什么部分工人会积极反对斯达汉诺夫主义，甚至采取被国家视为犯罪行为的举措？接下来，我们就来探讨这些问题。

[74]该表述出自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哈蒙兹沃思：企鹅出版社，1980年），第8页。

[75]关于该立法的简要概述，见苏珊·M·金斯伯里和米尔德里德·费尔柴尔德，《苏联的工厂、家庭与女性》（纽约：普特南出版社，1935年），第100—101、106、114—115页；所罗门·M·施瓦茨，《苏联的劳工》（纽约：普雷格出版社，1952年），第74页。

[76]全联盟工会中央委员会统计处，《工会普查 1932—1933年》（莫斯科：工会出版社，1934年），第23页。

[77]哈佛项目，第27号访谈，第32页；另见第394号访谈，第6页。

[78]M.埃斯金，《社会主义劳动形式的主要发展道路》，第2版（列宁格勒：社会经济出版社，1936年），第160页；《苏联的工业化 1933—1937》，第440页。

[79]埃斯金，《主要发展道路》，第119页。

[80]R.Ia.哈比布莉娜，《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与共产主义劳动态度运动参与者构成的比较分析经验》，载于《苏联工人阶级的当代阶段》，第9辑（列宁格勒：列宁格勒国立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82页。

[81]《苏联的工业化 1933—1937》，第581页。

[82]全联盟工会中央委员会，《工会普查》，第16页。

[83]该清单标题为《库尔斯克州工业企业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生产特征》，最初发表于《库尔斯克州社会主义建设》1936年11月号，后重印于《中央黑土区工业化史（1933—1941年）》（库尔斯克，1972年），第270—276页。

[84]关于不同年龄组的文盲率对比，见全联盟工会中央委员会，《工会普查》，第42、45页。关于镰刀与锤子工厂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中文盲的记载，见《为了工业化》，1936年3月18日；另见《工会工作者》，第11期（1936年）：第10—11页；《俱乐部》，第1期（1936年）：第31页。

[85]J.S.伯林纳，《苏联的工厂与管理者》（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57年），第274页。关于工人成为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更多动机，见本书，第5章。

[86]哈佛项目，第17号访谈，第18页；第470号访谈，B4表格，第9页。

[87]哈比布莉娜，《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与共产主义劳动态度运动参与者构成的比较分析经验》，第82页。

[88]《下诺夫哥罗德—高尔基边疆区工业化史》，第356页。

[89]《乌克兰苏维埃》，第1卷：第384—385页

[90]A.I.弗多维宁和V.Z.德罗比热夫，《苏联工人阶级的成长 1917—1940年》（莫斯科：思想出版社，1976年），第179页。1933—1934年期间，由于清洗和自愿退党，党员人数减少了33%，1935年的核查又导致党员人数（不含降为预备党员者）再减少16%，依据为T.H.里格比，《苏联里的共产党党员 1917—1967》（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8年），第202—204页。里格比主张“清洗的主要受害者是在集体化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大规模招募中入党的工人和农民”，而且“农村党员所受冲击比城市党员更为严重”（第203页）。

[91]哈比布莉娜，《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与共产主义劳动态度运动参与者构成的比较分析经验》，第82页。

[92]《苏联的工业化 1933—1937》，第475—4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