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城“旅”误译为“团”，毛主席担架上定策，四渡赤水无预设计划

1960年，蒙哥马利称赞三大战役可与世界任何伟大战役媲美，毛泽东却摆了摆手：“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三大战役歼敌一百五十余万，四渡赤水从头到尾没打出决定性大胜，第一仗就输了。一个指挥过百万大军的人，为什么最得意的是在贵州山沟里来回跑路的那段经历？

更耐人寻味的是，他只说了“用兵如神”四个字，从来没有解释过，自己凭什么做到“如神”。三万多人被四十万大军层层围堵，他凭什么知道哪个方向有缝隙可以钻？这个问题的答案，他一辈子没有公开说破。

1935年的1月28号凌晨的时候，在土城的青杠坡上，毛泽东拍板了他复出来之后的第一个战役了。情报说敌人的兵力只有两个旅，四个团，在打了以后才发现是六个团的兵力了，郭勋祺，他是当时四川里面有名的一个勇将，武器装备很好，他的后方还派了四支军队去增援他。在对方的前沿打到白马山去了，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全军都不打了，全部向西渡过赤水河去。后来他还说：“我承认这个错误主要是在我们的中央里面，所以没有怪下面的人。”他们在第一次渡了赤水河以后，他们并不是什么长远的考虑了然后就走，他们是一次失败的战役之后才开始这样做的。

在他们走进川南的时候，在那个时候蒋介石马上调动他所有的军队向川南去会集。毛泽东立刻说，你们用“回马枪”。“回马枪”的意思就是全部的军队都向东走，然后再渡赤水河了，第二次渡了赤水河。再打一个大胜仗。打了娄山关，把遵义占领了，在这个时候，歼灭和击溃了敌军两个师八个团的兵力了，这是长征以来最大的一个胜仗了。

然后他再一次又说，我们用“回马枪”。全军队向东走，第二次渡赤水河，这一次就是要冲到黔北去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回马枪”这个战术是第一次使用的。红军从十倍于自己的包围圈当中穿过去了，然后在桐梓打了一个恶战，打了一次娄山关了，在这个时候把遵义夺取了，歼灭和击溃了敌人的两个师八个团。

这是一个长征以来最大的一个胜仗了，然后他又说要“虚”。就是要用这个来迷惑敌人说你们不要以为我们就这样停下来，我们要向川南走，然后再用这个“实”，就是他们在用另外一个方法走的时候，在全面停止电台的联络的情况下，悄悄的渡过赤水河了。

然后再过乌江了，在这个时候红军可以兵临贵阳了，因为这个时候正在贵阳去打的一个敌人，他没有办法再调军队去打了。红军在云南这个防线没有防守，他们就可以长驱直入，用一个特别迅速的方式渡过了金沙江，这个时候就把敌人包围圈冲破了。

这是发生在1935年的时候的一件事情了，其实这里面有很大的秘密，就是红军总司令部里面的还有一个叫“军委二局”，他的任务就是要去侦察敌人的无线电，局长叫做曾希圣他是黄埔军校毕业的一个人，在1932年的10月的时候，他就和另外一个破译的科长曹祥仁第一个把国民党军的密码给破译了，从这个时候开始了红军的侦察工作。

到最后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后期，曾希圣，还有另外两个叫邹毕兆，他们三个人已经破译了敌人的密码有好几百本了。

二局在长征期间截获了蒋介石的每一个电文，并破译了八百六十多种密码。在敌方发出电文还没有翻译好之前，我们就把敌方发出的一个电报的密文译出来了。毛泽东曾经这样说过：打和蒋介石打仗就像是在一个玻璃杯里面赌一把一样，你看得清清楚楚，胜利的可能性就很大。

1939年他在一次内部谈话的时候还说，长征之所以能够进行，是没有二局是很难想象的事情了。在四渡赤水的决策中，几乎每一个大的决策都是由于有二局的存在而做出的。红军一渡到扎西的时候，他们想干什么呢?

红军想知道是不是要东进，因为龙云用“剿匪第二路军总司令”的名义发了一个密电。这个消息被破译了，然后红军马上就知道了必须向东进。在苟坝会议的时候，在多数人准备进攻打鼓新场，都认为那里敌人的兵很少的时候，毛泽东反对了他们的意见。他甚至想提出辞职。

然后他夜里拿着马灯去去找周恩来，然后再去找朱德商量一下，第二天就又开了一个会把大家说服了。结果证明了打鼓新场周围不仅仅有黔军，还有两个中央的部队，还有一个滇军和川军队来攻打这个地方。毛泽东凭什么能够知道有一个陷阱呢?

后来博古说：“因为自从毛泽东担任前敌委员会政治部主任以后，他亲自管理二局破译的情况，并且亲自来看敌人的通讯情况，对敌人所有的军队都了解得很清楚。”在四渡赤水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更把情报工作推向了顶峰。红军南下准备从乌江通过的时候，周浑元和吴奇伟的六个师紧追在他们身后，乌江南面还有三个师在那里等。

如果要通过的话至少也要三天的时间。那么如果被敌人追赶的话那就会像背水一战一样。1935年3月的30个晚上，当时是刮着大风并且下雨的时候，曾希圣提了一个很惊人的计划，二局完全掌握了敌方密码和电报的格式了，甚至了解了蒋介石朝三更叫，下午又发一个命令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样子。

他建议就说我们冒充说我们现在在贵阳了，给周浑元和吴奇伟发一个电报让他们改变他们要追击的方向。毛泽东和周恩来就马上同意了这个事情，然后就发出了那个假的电报，两个跟着追击的人马上就改变了追击的方向。红军争取到了很宝贵的一天时间，在3月31号下午，他们就通过乌江了。这就是一个假的电报了，蒋介石到现在也没有知道这回事。

那么为什么毛泽东从来不跟人们提起呢?那是因为一旦你把密码破译的情况向人家说了一下以后的话，他们马上就会说我们马上就要改变我们的密码了，这样我们这个使用了好长时间的钥匙就被破坏了。

红军对国民党所掌握着的情报，不仅在四渡赤水的时候有用，在长征的过程中，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过程里也是在继续帮助他们破译。毛泽东在任何公开的场合他从来没有说过这个事情。

所以他只能用“用兵如神”四个字一笔带过。这导致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历史局面：四渡赤水期间，部队反复转移，指战员疲惫不堪，绝大多数人不知道二局的存在，只看到部队一会儿东一会儿西，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跑来跑去。

聂荣臻后来说，四渡赤水以后到会理期间，中央红军领导层中泛起了一股小小的风潮，有人写信建议调整军事指挥权，请彭德怀出任前敌指挥。面对质疑，毛泽东无法解释，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承受住压力，用结果证明自己的判断。

正因如此，他提出“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催生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这个机制的实质是：在情报必须高度保密的战争环境中，掌握情报的人必须拥有最终决策权。

邹毕兆在1988年写了一篇万字长文，题目叫《玻璃杯》，开篇引用毛泽东原话：“和蒋介石打仗，好比在玻璃杯里押宝，看得清，赢得了。”这篇文章的发表，距离四渡赤水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有些真相，就是需要这么久才能等到它被讲出来的时刻。

而毛泽东的“得意”远不止“用兵如神”，他真正得意的，可能是在绝境中把几十人的秘密单位的能力发挥到极致，却将这个秘密严丝合缝地保守了一辈子。

那些翻山越岭的路线底下，是几十个年轻人靠着发报机和密码本，给三万红军撬开四十万大军的包围。毛泽东晚年还总想起赤水河边的每一次转弯，但他始终没有说破那个秘密——有些底牌，亮出来就废了，有些沉默，比任何解释都更有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