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毛主席临终破例写信给韶山政府，请求多照顾九弟一点！

1976年夏天，北京中南海，毛泽东病重，已经很难长时间握笔。牵挂之中，他想起了远在韶山的堂弟毛泽连，便请人代笔或协助写下一封信，请韶山方面对这位九弟多加照顾。

这封信之所以引人注意，不在于文字有多长，而在于写信的人一生极少为亲属开口。毛泽东曾反复告诫身边工作人员，亲友不能凭他的名义谋求职位，更不能把私人关系带进公共事务。

1949年10月9日，杨开智曾致信毛泽东，希望得到工作安排。杨开智是杨开慧的哥哥，在营救杨开慧、毛岸英一事上曾经奔走。可毛泽东回信明确表示，希望他留在湖南，服从当地组织分配，不要来北京，也不要抱有特殊期待。

这不是一句客套话。新中国成立之初，许多亲友写信求职、求学，甚至希望进京见面。毛泽东让秘书掌握的原则很清楚：工作按能力和规矩办理，不能介绍，不能推荐，更不能借他的名义找地方解决问题。

他还在亲友来信上批示过类似意思：如果介绍的人太多，群众会有看法。话说得直，却点中了关键。一个普通家庭成员若因领袖亲属身份获得便利，影响的便不只是一个岗位，还会损害政府办事的公信力。

毛泽连却是另一种情况。

他1913年出生在韶山，比毛泽东小20岁。按照当地辈分，毛泽东排行第三，乡亲们称他“三哥”；毛泽连在同辈中排行第九，于是被叫作“九弟”。两家是堂兄弟，住处相距不远，少年时代便来往密切。

毛泽连的父亲毛蔚生常年给地主做短工，积劳成疾，在毛泽连年幼时便去世了。家中还有母亲、姐姐和弟弟，生活十分艰难。毛泽东父母曾接济过这一家，毛泽建也曾在毛家生活。

1921年，毛泽东回到韶山，得知毛泽建处境后，帮助她摆脱童养媳身份，并设法让她到长沙读书。后来毛泽建走上革命道路，成为红军游击队干部，1929年在战斗中被捕，1930年英勇牺牲，年仅24岁。

毛泽连没有离开韶山求学，却很早受到三哥影响。1925年毛泽东回乡开展农民运动时，年仅12岁的毛泽连替党组织传递消息、站岗放哨。那时局势紧张，传递一封信，往往就意味着承担被捕甚至丧命的风险。

有一次，军阀赵恒惕的部队准备到上屋场抓捕毛泽东。毛泽连负责放哨，发现异常后立即报信，使毛泽东得以及时转移。这个少年并没有做过惊天动地的大事，却在最危险的时刻尽了自己的责任。

1927年1月，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时回到韶山。14岁的毛泽连见到三哥，怎么也没想到，这次分别竟长达22年。此后他继续为家乡的革命活动做事，送信途中从山岩跌落，左眼被树枝刺伤，因救治不及时失明，右眼视力也受到影响。

1949年秋，毛泽东得知毛泽连双目严重受损，便安排人把他接到北京治疗。毛泽连抵达后，毛泽东见到他便问：“你是润发九弟吗？”毛泽连回答：“三哥，我就是润发。”多年未见，两人都十分激动。

治疗期间，毛泽东没有向医院提出特殊要求，也没有安排专人长期陪护，而是让毛岸英、李敏、李讷等家人轮流照料。住院费用、衣物和营养品，则由毛泽东个人承担。毛泽连曾询问能否安装假眼，毛泽东也把实际作用和费用向他说明，没有把医疗问题说得过于轻松。

有人曾替毛泽连请求一份轻松差事。毛泽东没有答应，只说国家困难很大，不能先解决自家人的问题。他建议毛泽连回乡种田、种菜、喂猪，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听着有些硬，背后的考虑却很明确：亲属可以救济，职位不能凭关系取得。

毛泽连回韶山后，毛泽东仍通过个人稿费和工资给予接济。相关回忆材料显示，这种帮助持续了较长时间。毛泽连一家并未因此向地方提出额外要求，他还曾把得到的钱分给生活困难的乡亲。

1952年，毛泽连眼疾和脚病加重，写信希望进京治疗。毛泽东回信劝他暂留湖南，认为当地能治好的病，北京未必就能治好。这种拒绝并非不关心，而是担心亲属频繁进京形成特殊待遇，也考虑到长途奔波对病人的负担。

1954年和1956年，毛泽连曾进京治病并受到毛泽东接待。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韶山，毛泽连一家参加了乡亲聚会。毛泽东还抱起毛小青，留下了一张后来广为人知的合影。

1969年，毛小青希望参军，毛泽东没有直接替她办成，而是认为她年纪尚小，应先读书，等符合条件后参加考核。后来毛小青通过正常程序，成为湖南军区通讯站的一名普通战士。

因此，1976年的那封信才显得格外沉重。毛泽东知道毛泽连双目不便，又年老体弱，自己一旦离开，九弟的生活可能更加困难。信中请求韶山方面适当照顾，并不是安排职务，也不是改变制度，而是希望地方在政策范围内给予生活帮助。

毛泽东逝世后，毛岸青、李敏、李讷回韶山时，仍会去看望毛泽连。1995年9月29日，毛泽连在韶山去世，享年82岁。这个一生务农的“九弟”，没有因堂兄的身份获得职位，却在晚年得到了一份合乎规定的照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