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北平草岚子监狱内,杨献珍第一次注意到看守班长牛宝正。那时,监狱里关押着一批地下党员,狱外形势紧张,狱内同样危机四伏。谁也没有想到,这名穿着看守制服的人,后来会成为他们与外界联络的重要一环。
当时,薄一波、杨献珍等人因叛徒出卖被捕,先后被关进草岚子监狱。随后,北平、天津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数十名党员也被押解而来。环境恶劣,却没有让他们放弃斗争。
狱中党员成立了秘密组织,安排学习马列主义,设法保持联系。可监狱戒备森严,任何异常举动都可能引来审查。要在这种地方开展工作,单靠勇气远远不够,还必须争取一部分监管人员。
牛宝正就是在这个时候进入他们的视线。
有一天,牛宝正拿着纸笔找到杨献珍,请他代写一封家书。牛宝正的母亲病重,家里催他寄钱,可他不识字,也不愿让其他看守知道自己的窘迫。杨献珍从他的叙述中,听出了一个普通下层人员的辛酸。
家书写好后,杨献珍没有急着谈别的,只是和他多聊了几句家常。得知牛宝正无钱给母亲抓药,杨献珍便拿出自己的钱相助。钱并不多,却解了燃眉之急,也让牛宝正感到,这些被关押的人并非传闻中那样冷酷危险。
信任往往从小事开始。
此后,杨献珍有意和牛宝正接近,谈读书,谈家人,也谈生活中的难处。有一次,他试探着说:“牛班长,能不能帮忙弄几本书?没书看,心里实在憋闷。”牛宝正没有多问,只回了一句:“我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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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以后,牛宝正开始悄悄把书带进监狱,而且每次都十分谨慎,没有出过差错。地下党员们认为,他已经接受了他们的信任,也愿意承担风险。为了保密,大家按照字母读音给他取了代号“牛宝正”,在内部则以“欧克斯”相称。
这并不只是送几本书那么简单。书籍关系到狱中学习,牛宝正的行动,也意味着监狱内部出现了一条隐秘通道。随着接触增多,他逐渐了解了这些人的身份和信念,对他们的处境产生了同情。
牛宝正开始提供一些监狱里的消息,提醒党员注意看守变化,还利用职务便利给予照应。一次,国民党狱政机关察觉狱中可能存在秘密组织,调来宪兵加强盘查。牛宝正得知消息后,立即设法通知杨献珍等人,使大家提前做好准备,没有在突袭式审查中暴露。
他的处境也越来越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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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抗日救亡运动不断发展,中共北方局着手营救草岚子监狱中的地下党员。北方局通过牛宝正传递消息,监狱内外逐渐建立起配合关系,最终使被捕人员陆续获救。牛宝正承担的是中间联络工作,稍有差错,便可能牵连许多人。
果然,监狱当局很快注意到他的异常。牛宝正被以“共党嫌疑”逮捕,遭到审讯和逼供。他没有承认所谓罪行,也没有供出曾经帮助过的人。由于拒不屈服,当局一度准备重判,北平地下党组织和有关亲属随即设法营救,最终将他护送出城。
离开北平后,牛宝正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战争年代,人员流动频繁,许多秘密关系只能单线维持,双方没有留下完整住址,也谈不上日后联络。对薄一波、杨献珍等人来说,牛宝正的名字却一直没有被忘记。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当年的地下党员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1950年,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人联名向山东方面求助,希望查找草岚子监狱的看守班长牛宝正。他们掌握的线索很少,只知道牛宝正是山东无棣一带的人。
山东省委转交任务后,无棣县方面立即展开调查。几天之内,工作人员找到一名同名男子,但此人正在接受管制。名字相同,并不能立即确认身份,调查人员没有草率下结论,而是多次约谈,核对经历和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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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工作人员提到草岚子监狱、杨献珍等名字时,牛宝正终于明白,自己当年帮助过的人已经找到了他。工作人员转达了中央方面的邀请:“请你携家眷进京。”牛宝正沉默许久,只说:“我没做什么大事,实在当不起。”
他不愿离开山东,还有一个原因:儿子不在身边,家乡也有放不下的亲人。工作人员反复解释,进京并不是接受特殊待遇,而是组织对他多年付出的认可。经过劝说,牛宝正才答应先行赴京,家属随后安排。
到北京后,薄一波、杨献珍等人分别接见了他。牛宝正被安排在北京市公安局草岚子监狱从事预审工作,享受干部行政十八级待遇,儿子的工作也得到妥善安排。这个曾经默默站在监狱门内的人,终于与当年的同志重新见面。
遗憾的是,牛宝正进京后身体状况并不好。1954年,他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68岁。按照遗嘱,独子将他的遗体安葬在山东老家的祖坟中。这个名字没有出现在显眼的战报里,却留在了许多地下党员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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