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9年12月，加拿大多伦多一所养老院，82岁的张国焘在深夜翻身时，棉被滑落到地上。因身体瘫痪，他没能重新起身，第二天被护理人员发现时，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
这个结局看似突然，其实早有伏笔。一个曾站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层的人，晚年却客居异国，靠救济和亲友接济度日，甚至连基本的身后事，也需要别人出手相助。
张国焘并不是没有能力。恰恰相反，他反应快，记忆力强，善于组织，也敢于在关键场合提出不同意见。许世友曾评价说，在共产党内，除了毛主席，没人是他的对手。这句话未必是正式文献中的完整原话，却道出了张国焘早年在党内的分量。
1916年，张国焘进入北京大学求学。那时，李大钊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毛泽东也曾在图书馆工作。共同的思想兴趣，让几位年轻人产生交集。张国焘很早接触马克思主义，并参与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
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张国焘是重要参与者之一。此后，他长期负责组织工作，在党内拥有相当影响力。遗憾的是，能力越强，个人意志若缺少约束，越容易与组织原则发生冲突。
关于张国焘与李大钊遇害的关系，后来的叙述多有简化，不能把所有责任直接归到张国焘一人身上。但可以确认的是，张国焘后来在政治选择上不断表现出强烈的个人倾向，这种性格在红军会师后暴露得更加明显。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张国焘掌握的部队数量较大，地位随之上升。围绕红军下一步向何处行动，双方出现严重分歧。毛泽东主张北上，张国焘则倾向南下，并一度试图以兵力和职务影响中央决定。
这不是普通的意见争论，而是关系红军前途的路线之争。1935年9月，张国焘拒绝执行北上部署，另立“中央”，造成党和红军内部的严重分裂。后来南下部队遭遇挫折，损失很大，张国焘的威望也开始下降。
有意思的是，分歧并没有让他及时反思，反而加重了他的猜疑。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张国焘重新接受中央领导，但彼此之间的裂痕已经难以弥合。
1938年4月4日，张国焘以边区政府代表身份赴西安祭黄帝陵，随后前往武汉。他没有按照组织程序请示，便致电说明自己“不告而去”。周恩来等人曾设法挽留，毛泽东也发电希望他返回，但张国焘已经与国民党方面接触，去意已决。
杨子烈起初并不知道丈夫的打算。得知消息时，她已经怀孕六个月。陈云向她说明情况后，她曾表示要去汉口把张国焘劝回来。后来她还是选择带着孩子前往，这更多是婚姻和家庭的牵连，并不等同于认同张国焘的政治选择。
张国焘投向国民党后，蒋介石和戴笠一度认为他掌握中共内部情况，或许能够发挥作用。张国焘也试图谋求一份能够施展抱负的工作，但国民党真正看重的是他的情报价值，而不是他的政治理想。
戴笠曾让他参与相关事务，然而张国焘并没有取得国民党所期待的成果。国民党内部对这类投奔者一向既利用又提防，张国焘也不例外。有人概括这种态度为“尊而不敬，用而又防”，这八个字，正好说明了他的处境。
抗日战争结束后，他想前往台湾，却没有得到允许。蒋介石对来投者始终存有戒心，不愿让张国焘进入核心圈子。1949年后，张国焘辗转香港，以写文章维持生活，后来又因投资失利，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
1953年，张国焘曾写信给毛泽东，希望得到帮助。毛泽东并未完全拒绝，表示他可以回大陆，但需要对过去的错误作出检讨。1958年，张国焘再次提出类似请求，得到的答复仍是可以回来，但必须断绝与美国方面的关系，服从组织安排。
两次机会摆在面前，他都没有真正迈出那一步。张国焘想要的是出路和职位，却不愿正面承担政治责任。后来，他接受资助撰写回忆录，在书中对许多旧日同事多有贬抑，也对毛泽东作了不少负面描述。杨子烈对此很不满，曾斥责他没有良心。
晚年张国焘前往加拿大与儿子生活，身体恶化后进入养老院。1979年12月3日，他因意外失去棉被，在寒冷中离世。丧葬安排十分简单，家属甚至一度无力承担费用。这个曾经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人，最终只留下了一方朴素墓地，以及一段充满能力、野心、分裂和失误的人生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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