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小心翼翼问我,能不能带着近80岁的老父亲搬来城里跟我住,我握着电话沉默半天,只回了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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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响了,是母亲的号码。

我接起来,那头半天没有声音。

等了一会儿,才听见母亲开口,声音比往常低了许多:“玉瑗,你爸……他这两天老念叨你。”她顿了顿,像是憋着一口气,“我寻思着,能不能带着他,搬去城里跟你住?”

我握着电话,院里的风刮得芭蕉叶哗哗响,电话那头传来父亲的咳嗽声,一声接一声,老毛病了,可听着比往年重了许多。

我沉默了半天,只回了一句话,就挂了。

那一夜我蹲在门口的台阶上,想起很多年前父亲抱我的样子,他的手很粗,紧紧箍着我的腰。就那一次,至今还记得。



01

我在台阶上坐了很久,久到腿脚都发了麻。丈夫蔡江山披了件外套出来,蹲在我面前,拿手电筒照了照我的脸:“怎么了?大半夜的不进屋。”

我没说话,把手机递给他。他看了看来电显示,又看了看我,没再问,伸手把我拉起来,那双手很温,像一块搁在炉边焐过的砖头。

屋里电视还开着,茶几上放着他没喝完的茶。蔡江山把遥控器关了,坐在我旁边:“是咱妈打的?”

“嗯。”我低着头,“她说想带我爸来城里住。”

蔡江山沉默了一会儿,这是他的习惯,什么事都得在肚子里过一遍才开口。我等着,心里七上八下的,怕他说不方便,又怕他说行。

他开口了:“书房能腾出来,加张床。”

就这么一句话,我眼眶忽然就酸了。蔡江山是个不会说漂亮话的人,结婚二十来年,没送过我像样的礼物,可他说出来的话从来都作数。

我问:“你不嫌麻烦?”

他说:“那是咱爸。”他起身去厨房倒了杯热水放在我手里,“喝完去睡,明天有精神,再说。”

我坐在客厅里,握着那杯水,水汽捂着脸。

脑子里翻来覆去是母亲那句话——能不能带着你爸来城里住。

我妈这辈子没求过什么人,当年我念书,她也是跪在地上求我爸的。

我喝了口热水,喉咙里暖过来,才觉得眼睛没那么涩了。

夜里躺下,蔡江山已经睡着了,呼吸平稳。

我侧过身望着窗外的月亮,心里盘算着家里的开销。

房子房贷还清了,可孩子上大学,每个月的生活费、书费、杂费,哪样都离不开钱。

我自己的工资不多,蔡江山也不过是个中学老师,日子紧紧巴巴的,但过得还算安稳。

要是爸真来了,光看病买药就是一笔开销。

我翻了个身,忽然想起上个月给他寄的那瓶膏药,也不知道他收到没有。

我记得他以前常说腰腿不好,一到阴雨天就疼得起不了床。

那时候我还年轻,总觉得那是他找借口不干活,现在想来,他年轻时候背上扛过多少袋水泥,腰能好吗。

手机屏幕亮了,是母亲发来的短信:“玉瑗,妈今天的话你别放在心上。你爸不同意,就当我没说。

我盯着那段字看了好一会儿。我爸不同意。可电话里咳嗽的那个人分明是他。

我回了一条:“房间安排好了,我明天回去。”

发完没等回复,关了屏幕。窗外的月亮被云层挡了半边,像一只被遮住的眼睛。

那晚我做了个梦,梦到老家那间旧屋,门槛上一个扎着马尾的小女孩蹲在那儿,用树枝在地上画画。

堂屋里传来父亲的声音,嗓门很大,他在骂弟弟,说他又逃课。

小女孩低着头,手里的树枝越捏越紧。

她等了一天,也没等到父亲像骂弟弟那样骂她一声。

梦醒的时候天刚亮,蔡江山已经起了,在厨房里忙活。我坐在床边发了会儿呆,拉开窗帘,太阳还没完全升起来,天际边一道浅红的光。

我收拾了几件换洗衣服,装进包里。蔡江山把早饭端到桌上,煎了鸡蛋,热了粥。他站在桌边看了我一眼:“我请了假,开车送你。”

我说:“不用,我自己坐高铁回去。”

他没说话,把车钥匙放在桌上,那意思就是没得商量了。

我坐下来喝粥,粥熬得稠,米香扑鼻。蔡江山在对面剥鸡蛋,剥好了一只,放在我碗里:“到了那边,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我点点头,捏着那只温热的鸡蛋,低下头,眼泪差点掉进碗里。

02

回老家的高铁上,窗外的景物一路往后倒。我靠着玻璃,看着看着,思绪就飘到了很远以前。

我十四岁那年,初中毕业,成绩在班里排前十。

班主任来家里劝过,说这孩子争气,让她接着念。

父亲坐在堂屋里,抽着旱烟,烟雾袅袅地升起来,把他半张脸都遮住了。

他说:“闺女家念那么多书干什么,早晚要嫁人。不如早点进厂,学点手艺。”

母亲把衣袖撸起来,在围裙上擦了擦手:“德元,孩子想读哩。”

父亲没抬头:“读可以,学费自己想办法,我没那个闲钱。”

我站在门框边,手背在后面,指甲掐着掌心的肉。那时候我便知道,这个家里,弟弟是儿子,我是多余的。

后来是母亲跪下了。她跪在堂屋的地上,水泥地那么凉,她跪得直直的:“德元,就当是我借的,行不行?等她念完,挣了钱让她还。”

父亲抽着烟,烟灰掸了掸,半天没吭声。那天晚上他翻箱倒柜找出一本白纸簿,撕下一页,拍在桌上:“写个借条,白纸黑字,将来要还的。”

我拿着那张纸,手是抖的。不是害怕,是气的。我母亲跪在地上求他,他让我写借条。

我写了。学费、住宿费、书费,一笔一笔记在纸上,最后签上自己的名字,歪歪扭扭的,像刀子刻出来的。

高中三年,我拼命读书,放假就去镇上的饭馆当服务员,端盘子洗碗,一双手泡在洗洁精水里,起了皮。

母亲有时候偷偷来看我,塞给我几块钱,说:“别跟你爸说,你自己留着买点好吃的。”

我没舍得花,攒着。那些钱我后来还给她了,她死活不肯收,推来推去的,两个人在巷子口站了半个钟头,最后我把钱塞进她口袋里,转身跑开了。

我考上大学那年,是村里头一份。

录取通知书寄到家里,父亲没说什么,但那天晚上他喝了点酒,破天荒地坐在门槛上,给邻居递了一根烟,说:“丫头争气,考上了省城的学校。”

他从来没当着我的面夸过我。那是我第一次从他嘴里听到“丫头争气”四个字,还是跟外人说的。

大一报到那天,父亲没送我。我背着一个大蛇皮袋,挤上长途班车,从车窗望出去,看见母亲站在路口,挥着手。她身后没有人。

我在车上哭了很久,又擦干眼泪,告诉自己,不要紧的。日子会好的。

大学四年,我没问家里要过一分钱。

助学贷款、兼职、奖学金,硬是把自己供出来了。

毕业那年我找了份会计的工作,第一个月发工资,就把当初借条上的钱一分不少地寄了回去,附了一张纸条:“借条还我。”

母亲后来打电话来,说父亲收到钱的时候,坐在椅子上没说话,坐了很久。

她叫他吃饭,他只摆了摆手,后来那张借条在我回去过年的晚上,悄悄放在了床头柜上。

我们谁也没提钱的事,好像那件事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高铁到站,我拖着箱子从出站口出来,县城的天有点灰蒙蒙的,空气里有一股泥土混着煤灰的味道,和记忆里一模一样。

母亲在出站口等着,老远看见她,一头花白的短发被风吹得乱糟糟的,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深蓝罩衫。

她站在那里,两只手绞在身前,看见我,快步迎上来,嘴唇动了动,喊了一声:“玉瑗。”

我走到她面前,把手里的袋子递给她:“买了点营养品,爸呢?”

母亲接过袋子,低下头,声音有些含糊:“在卫生院,下午打了针,刚睡了。”

我没再说话,跟着她往外走。她走得慢,有些颠,脚上那双布鞋底子都快磨平了。我心里发酸,嘴上却没说什么。



03

卫生院不大,走廊里一股消毒水的味道。父亲住在一楼最里头那间病房,门半掩着。

我推门进去,一眼就看见他躺在病床上,整个人瘦了一大圈。

记忆里的父亲是个壮实的人。

他年轻时在工地搬砖,胳膊粗得能当柱子使,后来年纪大了,腰弯了、背驼了,但脸上总有一股硬邦邦的劲。

如今躺在病床上的他,像一根被人抽掉了骨头的扁担。

床边挂着吊瓶,透明的液体一滴一滴地往下落。护士进来换药,低声说:“病人肺上不好,检查结果明天出,你们家属留意点。”

我母亲站在旁边,点头哈腰地说着谢谢,等护士走了,她拉了把椅子让我坐下。

我坐下来,看着父亲的脸。

他的两颊塌陷下去,眼窝深得吓人,颧骨高高地突出来。

呼吸声很重,像拉着一架破风箱,每吸一口气,停一下又呼出来,中间仿佛隔着一辈子那么长。

我问母亲:“他这样多久了?”

母亲抿了抿嘴,低着头:“个把月了吧。他不肯来医院,说花那冤枉钱干什么。前两天走夜路,摔了一跤,把肋骨摔裂了,才来的。”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又咽了回去。我爸这个人,一辈子犟,病成这样都不肯低头,像他从来没跟我认过错一样。

傍晚,父亲醒了。

他睁开眼睛,目光转动,落在我身上,愣了一愣,嘴角动了动,想说点什么,最后又闭上了眼睛。

过了一会儿,他开口了,声音沙哑低弱:“你怎么来了。”

我说:“来接你。

他没接话,偏过头去,望着窗外。窗外是一堵灰墙,什么都没有。

母亲端着粥进来,用小勺喂他。他只喝了几口就摇头,母亲也不劝,拿毛巾替他擦了擦嘴。我站在门边,看着这一幕,心里像堵了块石头。

夜里母亲让我回去睡,说她留在这儿就行。我说:“妈,你回去,我来守。”

她看了看我,又看了看病床上的父亲,犹豫了半天,才点了头。

她走的时候,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终究没说出来。

那一眼看得我心头发紧。

父亲很快就又睡了。我搬了张凳子坐在床边,盯着输液管里一滴一滴往下掉的药水,时间仿佛被拉得很长。

晚上八点多,手机响了,是我弟弟苏永发打来的。

我走到走廊接起来,那头传来他含含糊糊的声音:“姐,听说你回去了?正好,你手头宽不宽裕,借我两万块钱,过阵子就还你。”

我握着手机,心里一阵发凉。我爸躺在病床上,他连医院的影子都没见着,张口就是借钱。

我说:“永发,你有没有来医院看过爸?”

他顿了片刻,语气有些不耐烦:“我最近忙呢,抽不开身。你先跟爸说一声,等我有空了就去看他,那钱的事你抓紧啊。”

我一句话没说,直接挂断了电话。

回到病房,父亲翻了个身,我看见他眼角慢慢渗出一滴泪来。他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也不知道听了多少。他什么都没说,只是把脸埋进枕头里。

窗外几盏孤零零的路灯亮着,灯光黄黄的,照着墙根底下一片野草。

那晚我坐在走廊的塑料椅上,给蔡江山发了条消息:爸的身体不太好。

他回了一句:需要我做点什么?

我看着这条消息,看了很久,最后只打了三个字:你等着。

04

第二天早上,母亲拎着一锅稀饭来医院。我打开饭盒,里面还卧着两个水煮蛋,热乎乎的,冒白气。

父亲醒来后喝了半碗粥,精神看着比昨天好了一些。

他想撑着坐起来,使了几次劲,没坐起来。

我上前扶了他一把,他的手臂瘦得只剩一把骨头,手背上青筋凸起,皮肤松弛地耷拉着。

他有些不好意思,偏过头去,不看我。

护士来通知,说下午做CT,让家属去一楼缴费窗口办一下手续。我拿着单子下了楼,缴完费回来,看见母亲站在病房门口,朝我招招手。

她把我拉到一个没人的角落,低声说:“玉瑗,妈跟你说件事,你别动气。”

我看着她,心里有了不好的预感。她低下头,两只手反反复复捏着衣角,好半天才开口:“咱家的老屋,你弟他……去年给卖了。”

我一愣:“卖了?卖给谁了?他凭什么卖?”

母亲的声音更低:“说是拿去抵债了。他在外头赌钱,欠了不少,人家找上门来,他吓得跑出去一年多没敢回来。”

“那你们住哪儿?”

母亲没说话,手停在衣角上,指节泛白。

不用问,我已经明白了。

老屋没了,他们没地方住了。

我深吸了一口气,压着嗓子问:“这事我爸知道吗?”

母亲点了点头:“知道。为这事他气得好几天没吃饭,嘴里起了泡。可你弟跑都跑了,找不着人,他能怎么办。”她顿了顿,眼里的泪光一闪而逝,“我们没跟你说,是怕你为难。”

我靠墙站着,走廊里人来人往,病号服、吊水瓶、陪护的家属,个个脸上带着疲惫。我站了好一会儿,才问:“那我爸的病,医生怎么说?”

母亲别过头去,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还没出结果。”

下午CT做完,父亲被推回病房,人睡着了。

我坐在走廊的长椅上,等了快两个小时,一个戴眼镜的中年医生拿着报告过来:“你们是苏德元家属吗?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他把我和我母亲叫进办公室,关上门。

“老人家肺上这个阴影,情况不太好。”他推了推眼镜,“初步判断是肺部的恶性肿瘤,而且位置不好,晚期了。你们家属要有心理准备。”

母亲整个人晃了一下,我伸手捞住她的胳膊,才没让她倒下去。我自己的脑子也像被人重重拍了一下,耳边嗡嗡响,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医生又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我听着,大部分没进去,只记住了几句话:“配合治疗,也就是延缓进展。老人年龄大了,身体底子也薄,不建议手术。

走出办公室,母亲靠着墙,慢慢滑下去,蹲在地上,一声不响地掉眼泪。

我也不说话,在她旁边蹲下来,伸手搭在她肩上,才发现她整个人都在发抖。

“你爸他还不让我告诉你。”母亲擦了把眼泪,“他说,男怕伤肝女怕伤心,要是查出个好歹来,就别拖累你了。”

“我偷偷给你打那个电话,他骂了我一晚上,说你不容易,别让你操心。”

我看着母亲,她那双已经浑浊的眼睛,红了。我忽然很想说点什么,可喉咙里像塞了一团棉花,什么都说不出来。

傍晚,我回到病房。父亲躺在床上,闭着眼,脸上没有血色,输液管插在他手背上,透明管子里的液体一滴一滴地往下走,像时间一样无声无息。

我在床边坐下,伸手碰了碰他的手背。那手很凉,粗糙得像树皮。我父亲这辈子没牵过我,我也从来没有主动握过他的手。

我轻轻握住那只手,鼻头一酸。他也许是醒着的,我感觉到他的手指微微颤了一下,但谁都没睁眼。

窗外暮色四合,镇上的路灯陆陆续续亮了,昏黄的光穿过玻璃,在白色病床上投下一层薄薄的光影。

我低头,喉头发紧:“爸,我明天带你走。”

他没有应声,但我听见他呼吸重了一下,又慢慢平稳下去,越来越缓,仿佛把那句话吞进了心里。



05

父亲枕头底下那只铁盒,是我第三天凌乱翻东西时看到的。

那天上午,父亲被推去放疗。

我一个人在病房里收拾换洗衣服,床单被角一扯,枕头歪了露出那只生锈的铁皮盒来。

铁盒很老了,上面印着一朵褪色的牡丹花,是我小时候家里放针线用的。

我把它抽出来,盒盖松了,一揭开,里面的东西让我愣住了。

最上面是一叠收据,纸都发黄了,边缘起了卷。我一张一张翻,看见那些数字,心里猛地一紧。

那是我念书时,给父亲划过去的学费钱,一笔一笔的汇款回执。每一张的背面,都有歪歪扭扭的字迹。

“女儿的血汗钱。”

五笔。笔画歪扭,用了很大的力道,像是怕自己忘了这笔账似的,又像是不知道该怎么记这笔账。

我翻着翻着,手开始发抖。

收据下面还压着一张照片,是我初中毕业时拍的半身照。

照片上我穿着蓝底白花的上衣,扎着马尾辫,笑得有些紧张。

照片边角已经磨损发白了,一看就被人摩挲过很多次。

再往下,是一张泛黄的剪报。

我展开来看,是我们那年的高考录取名单公示,从报纸上剪下来的,排列着一行行密密麻麻的名字。

我的名字在里面,被红笔画了一个圈。

圈画得很重,笔尖把纸都划破了。

我蹲在床边,把那张剪报攥在手里,半天没站起来。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铁盒上,那道裂缝周围的光晕里,灰尘轻轻地浮动。

我想起很多事,想起那年父亲逼我写借条时坐在堂屋里的样子;想起我念书时的每一个寒暑假,他在工地上扛水泥的背影;想起我结婚那天,他穿着洗得干干净净的中山装,站在角落里,连正眼都没看我。

那时候我以为他不在乎我。

可我从来没想过,他会在每个月领完退休金后,一个人蹲在巷口的小卖部门口,坐很久,就为了看报纸上能不能找到我的名字。

人活着,有时真不知道另一个人的心。他那颗心藏得太深了,深到连他自己都以为,那不重要。

中午母亲来送饭,看见我坐在床边发呆,问我怎么了。我摇摇头,把铁盒放回枕下,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下午父亲放疗回来,脸色灰白,整个人疲惫得像一张揉皱的纸。他躺下后,我坐在床边,削了一个苹果。削得很慢,皮一圈一圈地落下来。

我忽然开口:“爸,你跟我去城里住吧。”

他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没有看我。半晌,他哑着嗓子说:“不去了,我那点病,自己心里有数。别给你添麻烦。”

我拿着削好的苹果,递到他面前:“你不是跟邻居说,丫头争气吗。你那闺女,现在在城里安家了,你去住几天,怎么就不行了。”

他的手动了动,没有接苹果,只把眼睛闭上了,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像咽下了什么话。

那天夜里我睡在医院走廊的陪护椅上。半夜醒来,起身去病房看了看,父亲已经睡了,输液管被撤了,床头留了一盏小台灯,光线昏昏黄黄的。

我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听见他忽然开口:“玉瑗。

我走过去:“嗯?”

他的眼睛还是闭着,声音含混不清:“你跟你妈说,明天……回去吧。”

我坐在床边,伸手替他掖了掖被角:“你不走,我也不走。”

他没有再说话。沉默了一会儿,房间里只剩下他的呼吸声,断断续续,像一个在深夜独自行走的人。

返回城里的那天,是个晴天。

母亲扶着父亲上了车。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头上戴着母亲织的毛线帽,站在车门前,回头望了一眼这间住了半辈子的医院,又望了一眼医院外的那条老街。

然后他坐进车里,不再看了。车发动,我透过车窗望去,路两边那年深栗树的叶子落了一半,树皮上留着斑斑驳驳的伤,像时光留下来的印记。

父亲坐在后排,始终望着窗外。没人说话,连母亲都只是攥着手帕,一声不吭。

我看着路在新修的镇上延伸,又缩成一条窄窄的泥土路,缩成一背影。我知道他舍不得,可他还是把户口本抓得紧紧的,放在上衣口袋里。

过了许久,我听他在后座说了一句:“你妈跟我,这辈子没白养你。”

这句话很轻,像一抹云,刚出口就散了。我握方向盘的手,微微用力,喉咙里像堵着一团东西,我拼命忍住了,没让眼泪掉下来。

06

进了城,蔡江山已经把书房收拾好了。

一张老式木床靠墙放着,被褥洗得干干净净,阳光晒过的味道从被子里透出来。

窗台上多了一盆绿萝,蔡江山说怕屋里闷,摆盆绿植看着舒坦。

我扶着父亲进门。

他站在屋子中间,四下看看,手不知道该往哪放。

他好像有点局促,像个忽然进了别人家的孩子。

他东看看西看看,最后目光落在床头那盆绿萝上,没说话。

蔡江山走过去,喊了声:“爸,路上累了吧?先躺会儿。”

父亲点了点头,动作僵硬地坐在床沿上,手搭在膝盖上,指头捏着裤缝。他和我爸之间,隔着三十年的陌生感。

母亲先去厨房忙活,说要做顿饭。

我站在书房门口,看见父亲坐了一会儿,慢慢站起身来,走出房门,在客厅里慢慢走了几步,走到阳台上,隔着窗户往外看。

我走过去:“爸,看什么呢?”

他没回头,声音低低的:“这楼高,能看很远。”

他站在窗前,阳光照着他的后背,他的背影在光里显得更薄了。我看见他缩了一下肩膀,像风从窗缝灌了进来。

第一个晚上就出了状况。

父亲要上厕所,可他怎么都不肯用马桶。

他说不习惯,蹲不住。

我给他拿了小凳子,让他垫着用,他不肯。

跑进卫生间转了两圈,又出来,脸憋得通红。

我催了两句,他忽然发作,把手里攥着的什么东西摔在地上。

我低头一看,是那个叠得整整齐齐的尿不湿。

他摔完之后,冲我吼了一句:“我不需要你可怜!”

他脸涨得通红,脖子上青筋都暴出来了。声音很大,吼完就剧烈地咳嗽起来,弯着腰,一只手撑着墙,另一只手背使劲擦着眼睛。

我站在卫生间门口,那一瞬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蔡江山闻声从卧室走出来,把我拉开,自己进去了。

过了好一会儿,他出来,手里拎着一条湿毛巾。

他说,爸,擦擦脸吧,水帮你放好了,你慢慢来。

我退到客厅,坐在沙发上,盯着茶几上一杯倒好的水,看了很久。

父亲那声吼还在耳边转,像一记重锤,把我的心砸得七荤八素。

其实我不是生气,是心酸。

他这一辈子要强,从没在任何人面前低过头。现在,他连自己的裤裆都管不住了,他心里的那口气,一下子崩了。

那天晚上,父亲出来时换了一身干衣裳,头发也理了理。他走到我面前,没看我,嗓子有些哑:“那啥,尿不湿……给爸留一包。”

我嗯了一声,没多话。我知道他那句“给爸留一包”,对他来说,比说一万句对不起都难。

他转身慢慢回了书房,我看着他的背影,瘦瘦小小的,像一片快干枯的叶子,被秋天的风一路吹着走。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踩在我心上。

半夜,我起来喝水,路过书房门口,听到里头有动静。

我轻轻推开门,借着走廊的灯光看见,父亲蹲在床边,手里拿着那个白天被他摔了两下的尿不湿,正用透明胶带小心地粘着裂口。

他那双干枯的手哆哆嗦嗦的,粘了好几次都没对齐。

我站了很久,才轻声说:“爸,换新的吧。”

他吃了一惊,抬头看了我一眼,脸上泛起一抹不自然的红晕:“还能用,没坏透。”

我走过去蹲在他面前,伸手把那片粘了胶带的尿不湿拿过来:“能用,但咱不缺这一片。明天我再给你买几包。”他愣了愣,低下头,手里的透明胶带卷了好半天,才说:“那……别买贵的,最便宜的那种就行。”

我应了一声,替他关了灯,掩上门。回到自己屋里,躺下来,发现自己脸上凉凉的,不知什么时候流了泪。



07

日子被彻底打翻了。

父亲夜里尿失禁,一晚上要换三四次床单。

蔡江山值前半夜,我值后半夜。

两个人白天上班,黑眼圈一天比一天重,像两个互相搀扶着走夜路的人,谁都不敢先倒下去。

母亲本来要跟着忙,我和蔡江山硬把她按在屋里歇着。我说:“妈,你照顾好自己,就是帮了我们大忙了。”

父亲知道这些,嘴上不说,但看得出来,他心里憋得慌。

有一次傍晚,我下班回来,看见他蹲在卫生间门口,手里攥着一块抹布,正一下一下地擦地板。

他擦得很费劲,腰弯不下去,蹲一下要扶着墙歇半天气。

我快步走过去:“爸,你这是干什么。”

他抬头看我,眼窝深深凹下去:“我看地脏了。”

那天晚上,他难得地开口说了一句完整的话。

他坐在沙发上,蔡江山给他倒了杯热水,他两手捧着那杯水,指着墙上一张照片,问:“那是梦璇吧。”

我说:“是,你外孙女。”

他看了很久,说了一句:“像个好姑娘。”

蔡梦璇放假前一晚打电话回来,我跟她说了外公外婆来住。她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说:“行,那我回去再说。”

她回来那天,推开门,看见父亲坐在窗边,穿着件毛衣外套,两鬓的头发几乎全白了。她站在门口,叫了声外公,就换鞋进屋了。

其实她从小就跟他不太亲。

我跟我爸之间尚且有说不清的牵扯,隔了一辈的孩子,那就更淡了。

因为不熟,加上她是个话少的年轻人,进了屋就钻进自己房间,到了晚饭时间才出来。

父亲坐在餐桌旁,女儿坐在他斜对面。两人离得近,一个拿筷子的手抖得夹不住菜,一个默默低头吃饭,谁也不说话。

后来母亲给父亲剥虾,虾壳剥了一半,父亲摇头说不要,伸手给梦璇夹了一块:“你吃,多吃点,念书累。”

梦璇愣了一下,看着碗里那块虾,过一会儿才低头吃了。

我坐在对面,看见她扒了两口饭,抬头看了外公一眼,又低头扒饭。

她眼眶有点红,但她啃着饭,装作没事。

我猜她那一瞬间大概有些明白,我为什么那么多年不回去,又为什么把他接来。

日子就这样过着,一天一天地捱。

白天上班,晚上回来接手蔡江山,两个人换班守着。

父亲的病越来越重,精神好的时候能坐在客厅里看会儿电视,精神不好的时候,一整天都蜷在被子里,谁叫也不应。

最让人心慌的是他的记忆开始错乱了。

有时候晚上他起夜,走到客厅,就站在那里,像不知道自己在哪儿。

蔡江山过去问他,他看了半天,说:“同志,这是哪儿?”

蔡江山扶着他回屋,第二天早上他清醒过来,不记得晚上发生过什么。

但那一次不一样。

那是他进城后的第二十七天,半夜十二点,我起床换班,发现书房门敞着,床上空荡荡的,被子掀开了一半。

我的头皮一下就麻了。

我喊了一声:“蔡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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