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河北邯郸：古色古香的武灵丛台，汉奸在鬼子面前耍大刀

在邯郸这片地界上，有个特别出名的高台子，大伙儿都管它叫武灵丛台。

两千多载之前，赵武灵王曾站在这上头，瞅着台下那些生龙活虎的兵马演练，心里头盘算的，是怎么给赵国打造一副硬邦邦的战争铁骨。

这处地方历经了两千年的风吹雨打，塌了修，修了塌，在邯郸老百姓眼里，它早就成了这座古城的精气神所在。

可偏偏到了1937年的金秋十月，那儿的风景全变了味儿。

站在高处往下瞧的，换成了一群披着黑皮制服的日伪军。

近处的明代老墙，远处的据胜亭，连着整座邯郸城池，就这么毫无遮拦地掉进了日本人的兜里。

说起来，这事儿发生得半点波折都没有，甚至显得有些儿戏。

那年七月卢沟桥的炮声响过之后，鬼子顺着平汉铁路一路往南扑。

10月16号那天，敌人的飞机对着邯郸火车站就是一顿狂轰滥炸。

面对头顶的炸弹和逼到跟前的刺刀，守在这儿的国军将领拿主意拿得那叫一个利索：撤。

听见风声就撇下城池，趁着黑夜头也不回地往南蹿。

也就过了一天，10月17号，鬼子的第14师团就大摇大摆地进了城，邯郸这地方算是一跤跌进了苦海。

提起当年的撤退，不少人觉得是鬼子火器太猛。

那会儿带兵打过来的土肥原贤二，手底下的第14师团确实不含糊，重机枪、小钢炮样样都有，连骑兵跨下的东洋马都比咱的马高出一截。

要是往深了琢磨，守城的当官的心里头，其实更有自个儿的一本算盘经。

真要硬碰硬，成吗？

悬。

守着那点家当去跟装备精良的鬼子死磕，明摆着是死路一条。

更要命的是，在当年的圈子里，队伍就是将领的命根子。

地盘丢了，没准儿还能换个坑继续当官；可要是把手底下的兵都打光了，上头不光不会给补，你在那个派系林立的系统里也就彻底没了说话的份儿。

这么一合计，还是拔腿就跑最合算。

地丢了人还在，老本儿就没亏。

至于这座传了两千年的古城，还有城里头那些眼巴巴的百姓会遭什么罪，压根儿就不在他们的账本儿里。

国军前脚刚走，邯郸城里的模样立马就变得稀奇古怪起来。

鬼子随军摄影师的镜头，正赶上拍下了一幕幕荒诞的画面。

城头的旗子换了，可老百姓还得找活路。

在邯郸西关，俩回族汉子正忙着收拾黄牛，旁边围了一圈街坊在那儿瞅。

打以前起，城里的回族同胞就靠着宰牛杀羊、做清真馆子或者卖皮毛香料养家。

日本人来了，牛也得杀，饭也得吃。

这其实就是底层人最简单的活法——兵荒马乱里，能把命保住比啥都强。

可另一些人的活法，就让人觉得格外扎眼了。

在那镜头底下，有个叫“马夫六郎君”的中国男人。

兴许是家里排行老六，才得了这么个不三不四的名号。

这位爷戴着礼帽，披着长衫，脚底下还踩着皮鞋，手里却拎着把大关刀，半躺在地上摆出一副防守的架势。

他那对面站着的，是个端着铁锥子、做出拼杀样子的日本兵。

这俩人演得那叫一个默契，没点儿交情绝对配合不出这效果。

打眼一瞧就知道，这“六郎君”哪是什么干粗活的马夫，分明就是个练过武、想给新主子纳投名状的铁杆汉奸。

同样急着给新老板露脸的，还有街上的半大孩子。

有的帮着鬼子骑兵牵马合影，有的在毛驴旁边小心伺候着。

驴背上坐着个日本少尉，举着大刀在那儿摆谱。

搞笑的是，日本摄影师在那注释里硬把毛驴说成“中国马”，也不知是真没见识，还是成心带着那股子赢家的傲慢在这儿瞎白活。

这些人咋就这么利索地贴上去了呢？

说白了，这就是守城部队带头逃命招来的恶果。

连正规军都把城池当成可以随手扔掉的筹码，你还能指望那些投机分子讲什么民族大义？

对那些“六郎君”们来说，换谁来都一样，只要能给钱，他们立马就能显摆手里那把关刀。

这就是他们算计得精括的“卖国买卖经”。

可鬼子跑这么远过来，绝不是为了看这出戏，他们是想把这片地界彻底吃进肚子里。

从他们往后的招数就能看出，这伙人的心思毒得很：不光要占城，还得把中国军队的抵抗根儿给掐断。

占了邯郸没出月子，11月12号，鬼子就分出两股兵力，直奔东南边的大名县去了。

大名这地方可不一般，那是当年的大名府，正掐在抗日根据地的咽喉上。

那儿的明代城墙厚实得很，护城河又宽又深，本来是个易守难攻的硬核桃。

为了啃下这块肉，鬼子不仅动用了军车车队，天上居然还飘着侦察用的飞艇。

这种海陆空全方位推土机式的打法，足见他们对这块地方是势在必得。

大名落到手里后，日军在孙甘店钉下了一枚极其阴损的钉子。

孙甘店虽然只是个小地方，但在鬼子眼里，它是锁死根据地联系的钥匙。

他们在这一带盖起了高耸入云、坚固无比的碉堡，派了大批人马守着。

这法子，就是后来让咱们抗日军民吃了不少苦头的“囚笼政策”。

日本人的如意算盘拨得挺响：游击队不是爱到处钻吗？

那咱就不满世界追了。

只要在要道上扎下钢筋水泥的钉子，把网织细，把路封死，根据地就成了孤岛，早晚得被憋死。

为了能在这儿扎稳根，鬼子在后勤和心理上也是下了血本。

1938年元旦，赶上日本过新年。

孙甘店的营房门口挂起了膏药旗，还摆了花。

院子里的桌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酒瓶，一帮矮个子鬼子就在露天底下喝得五迷三道。

那会儿的侵略者正是最狂的时候，物资供得足，还有心思在占领区过这种体面节。

除了烈酒，这帮人还把罪恶的黑手伸向了女性。

在那些荒凉的碉堡群里，日军有计划地从国内整来了慰问团。

不光是用演节目给大兵们打气，有些女艺人在演完之后，甚至被逼着或者自愿给这帮畜生提供肉体服务，干的就是慰安妇的活儿。

瞧瞧这些大碉堡、烈酒和慰问演出，就能看出来鬼子当年的心态稳得很：他们真以为能在这儿赖上一辈子，千秋万代地管下去。

邯郸有个黄粱梦吕仙祠，里头供着尊卢生躺着的像。

那是老辈子里传下来的故事：卢生做了个大富大贵的梦，醒了一瞧，锅里的黄粱米还没煮熟呢，才明白全是空欢喜。

1938年初，那些喝着小酒、瞅着节目的鬼子，八成也觉得自个儿正做着一场醒不来的美梦。

这满地的碉堡“囚笼”，瞅着跟铁桶江山似的。

可历史这本大账，从来不是瞅这一两年的输赢。

回过头再看1937年那场败仗。

国军为了保全实力逃了，在军阀的算盘里可能是赚了，但这种只顾私利的病根，注定了他们往后全盘崩溃的结局。

自家兄弟有难不拉一把，见了鬼子比谁跑得都快，这样的队伍，哪有不输的道理？

至于那些想靠刺刀和碉堡锁死华北平原的侵略者，最后也没能笑出来。

没过几年，随着抗日武装反封锁的火越烧越旺，孙甘店那些碉堡终究没能挡住中国人的反击。

等到1945年之后，那些在丛台上看景的鬼子、在街上卖弄大刀的走狗，连同他们的酒瓶子和东洋马，全在那场邯郸梦里化成了灰。

梦醒时分，啥也没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