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声之外，只剩下一声叹息｜范利青

浏览诗歌微刊，本为消闲，不料接连读到几首以“啊”字开篇的作品。起初只是走马观花，却被某种蹊跷的节奏吸引了目光。细读之下，窥见些许端倪：这些作品皆以“啊”字起首，如列兵布阵，整齐得近乎严苛。现摘录一段，以飨文友：“啊，太阳/你不仅仅是宇宙中的一颗恒星/你是我们太阳系的中心/你是我们地球和人类的母亲……”初读，觉其气势如虹；再读，似有单调之嫌；三读过后，只剩下一声叹息。

退出网页，息屏，静坐，思绪却纷纭而至。想我泱泱华夏，本为诗之国度，文脉绵延，浩若星海，难道今日抒怀言志，竟靠一个“啊”字续命？是汉语的词库已然见底，还是诗人的情感过于澎湃，非“啊”的一声不足以尽其兴？笔者此问，绝无讥讽之意，实因触及了当下诗歌创作中一个值得玩味的病灶。

“啊”之为叹，古已有之，非今人独有。从《诗经》的“兮”到《离骚》的“兮”，再到诗仙那一声“噫吁嚱”，皆可视为古人的感叹。但古人用“兮”用“噫”，贵在节制，妙在自然。一篇之中偶一为之，如画龙点睛；若段段皆“啊”，句句皆叹，则如独奏高音到底，初听或觉震撼，久之，听者只有疲惫之感。

当代“啊”字依赖症的症结，恰在于除了“啊”，似乎已别无长技。每段以“啊”领起，就像为贫瘠的意象强行装配了一台高音扩音器。猛一看，似乎是情感喷薄，细细分辨却更像是技巧的懒惰，用形式的夸张来掩饰内容的苍白。试想，若将每段开头的“啊”字悉数删去，这些诗还剩下什么？恐怕多半是陈词滥调的拼盘，抑或故作高深的呓语。诗人以“啊”为情感杠杆，读者则以“啊”作为理解障碍的缓冲垫，双方心照不宣，共同维系着一场虚张声势的“诗情”。

如此写法，折射出当代诗歌创作中一种普遍的焦虑。急于表达，却不知从何说起；急于抒情，却无真情可抒。于是，“啊”字当头，一声“啊”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有了它，平淡的句子即刻变得“深情”；没了它，苍白的意象瞬间暴露原形。这是一种语言的“通货膨胀”，一个感叹词被无限加码，其实际价值必然暴跌。当“啊”字沦为每段标配的前缀时，它已丧失感叹的锋芒，更像某些建筑上雕琢的飞檐斗拱，纯属装饰性的赘余。

然而，若仅将这种写法视为缺乏技艺的行为，或许又失之简单。在更深层次上，它呼应了当代社会的某种表达困境。我们生活在一个音量被无限放大的时代，自媒体上的每一条动态都在争夺受众“耳目”，短视频里的每一帧影像都试图制造“啊”的效果。诗人不过是这种时代情绪的受害者之一，当整个文化环境都在鼓励即时、高亢、无需等待的情感释放时，要求一首诗保持克制与沉吟，几乎是一种逆流而行的奢望。正因如此，“啊”式写法获得了它的隐蔽合法性，它许诺一种“零门槛的深刻”，让作者和读者都能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情感消费，不必经过漫长而艰辛的审美劳作。

“啊”式写法的盛行，与诗歌教育中的某些误区不无干系。一些诗人，尤其是初学者，往往误以为诗歌即“抒情”，而“抒情”即“啊”。他们将声音的高低等同于情感的深浅，将声嘶力竭的姿态误认为灵魂的真诚。殊不知，真正的好诗往往是克制的。杜甫的“感时花溅泪”，无一“啊”字，而沉痛入骨；李商隐的“此情可待成追忆”，平淡道来，却令人荡气回肠。“大音希声”，情感的力量从不倚仗感叹词的堆砌来加持。好诗往往是“此处无声胜有声”，读者会听见一切、感受一切。

需要声明的是，我并非主张诗歌中必须禁止“啊”字。关键在于，这一声“啊”是否出于不得不发的自然，是否如鲠在喉、不吐不快。陶渊明“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那一声“归去来兮”，是人生抉择的肺腑之音，删一字则失其神，加一字则损其真。今人作诗，若真到了不“啊”不足以尽兴的地步，用上一两个，又有何妨？怕只怕有人将“啊”视为诗歌的入场券，以为有了“啊”便有诗意，有了“啊”便抵达深刻。这就像戴上礼帽便自认为绅士，披上袈裟便自诩为高僧，不过是自欺欺人的画皮。

回望中华文脉，从“风雅颂”到“香草美人”，从唐诗的气象万千到宋词的婉约豪放，前人留下了丰厚的语言遗产。汉字之美，在形、音、义的和谐交响；汉语之妙，在凝练、含蓄、言有尽而意无穷。五千年文明留给我们取之不竭的意象与语汇。一个当代诗人，面对如此厚赠，却只会反复以“啊”充数，这恐怕不是汉字不够用，而是想象力已枯竭。至于感情，太充沛吗？非也，恐怕是表达力贫乏吧。

所幸，我们仍有值得仰望的实例。记得有一首诗这样写：“窗替云，留了位置/花替我，忘了季节/我替你，坐在桌前/将一杯白，喝到天黑。”全诗句式像静物排比，却写出“等人”的漫长。不说相思、不说缺席，只说“花替我忘季节”，连遗忘都被托付出去。结尾“一杯白/喝到天黑”把空虚饮尽，不知道“你”是谁、为何不在、这杯白究竟是什么，没有一个叹词，但怅惘已经满溢。而另一首《雾》则写：“浓雾如潮，有时/带着某个人的影子/拍打另一处梦的堤岸/梦醒枕边微湿/似残雾徘徊/他们走散于一场年轻的雾/多年后相逢黄昏/白发看清了白发/更多的时候我背包里/折叠了一声/被雾打湿的蝉鸣/每每过安检/总担心被提醒/这位旅客/你携带了一块雾”，尤其是“携带一块雾”过安检这句，虚实交错，意味深长：它不叹孤独，只说怕被提醒，怕被提醒才是孤独的证据。全诗最后停在“你携带了一块雾”，不收回、不点破，雾散与不散由读诗的人决定。这些诗人不曾借助“啊”来抬高音量，但他们笔下的每一个字都自带重量，包含着对汉语深深的敬畏。

诗坛无大将，啊字当先锋。“啊”字依赖症的困境，追根溯源在于对诗歌本真的误解。诗歌既非“啊”字列队操练，亦非靠音量取胜的呐喊。好的诗歌，是语言的炼金术，能将平凡的字词点石成金，将混沌的体验提纯为澄明的意象。一个诗人，应当对每一个汉字心怀敬畏，对纷繁的世界保持敏锐感知，对诗文炼字有“捻断数茎须”的耐心。仅靠一声“啊”，终究绕不开真正的创造，再响亮的“啊”，也喊不出一个精准的意象。

期待有朝一日，诗人能放下对“啊”的依赖，重新发现汉语自身的丰饶与精妙。或许，可以从日常物象中寻找情感锚点，以细节替代感叹，以留白替代呼告。真正的诗情，往往藏在一个动词的转折里，而非一声空洞的起兴中。到那时，我们的诗歌或许不再需要每一段都以“啊”字开路，但每一行都有筋骨、有温度、有灵魂。而这，才是对千年文脉最真诚的致敬。

作者简介

范利青,男，河南淅川人，人力资源管理师、工程师，曾在《中国作家网》《中国诗歌网》《西安日报》《三角洲》《企业文化》《投资指南》《人民作家》《大河文学》《南粤作家》《深圳文学》《儒林文院》《顶端新闻》《生态环境学》等不同媒体期刊发表散文、诗歌、论文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