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整理/张忠显
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南皮张之洞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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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昔楚庄王之霸也,以民生在勤箴其民,以日讨军实儆其军,以祸至无日训其国人。夫楚当春秋鲁文宣之际,土方辟,兵方强,国势方张,齐晋秦宋无敢抗颜行,谁能祸楚者,何为而急迫震惧如是之皇皇耶?君子曰:不知其祸,则辱至矣;知其祸,则福至矣。今日之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语其祸,则共工之狂、辛有之痛,不足喻也。
庙堂旰食,乾惕震厉,方将改弦以调琴瑟,异等以储将相。学堂建,特科设,海内志士,发愤搤捥。于是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则旧者愈病新,新者愈厌旧,交相为瘉,而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众心。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敌既至,无与战;敌未至,无与安。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
窃惟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不佞承乏两湖,与有教士化民之责,夙夜兢兢,思有所以裨助之者。乃规时势,综本末,著论二十四篇,以告两湖之士。海内君子与我同志,亦所不隐。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内篇九曰:同心、明保国、保教、保种为一义。手足利则头目康,血气盛则心志刚,贤才众多,国势自昌也,曰教忠,陈述本朝德泽深厚,使薄海臣民咸怀忠良以保国也。曰明纲,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以保教也。曰知类,闵神明之胄裔无沦胥以亡,以保种也。曰宗经,周秦诸子瑜不掩瑕,取节则可,破道勿听,必折衷于圣也。曰正权,辨上下,定民志,斥民权之乱政也。曰循序,先入者为主,讲西学必先通中学,乃不忘其祖也。曰守约,喜新者甘好古者苦,欲存中学,宜治要而约取也。曰去毒,洋药涤染,我民斯活绝之,使无萌枿也。外篇十五曰:益智,昧者来攻,迷者有凶也。曰游学,明时势,长志气,扩见闻,增才智,非游历外国不为功也。曰设学,广立学堂,储为时用,为习帖括者击蒙也。曰学制,西国之强,强以学校,师有定程,弟有适从,授方任能,皆出其中,我宜择善而从也。曰广译,从西师之益有限,译西书之益无方也。曰阅报,眉睫难见,苦药难尝,知内弊而速去,知外患而豫防也。曰变法,专己袭常,不能自存也。曰变科举,所习所用,事必相因也。曰农工商学,保民在养,养民在教,教农工、商,利乃可兴也。曰兵学,教士卒不如教将领,教兵易,练教将难成也。曰矿学,兴地利也。曰铁路,通血气也。曰会通,知西学之精意通于中学,以晓固蔽也。曰非弭兵,恶教逸欲而自毙也。曰非攻教,恶逞小忿而败大计也。
二十四篇之义,括之以五知:一知耻,耻不如日本,耻不如土耳其,耻不如暹罗,耻不如古巴;二知惧,惧为印度,惧为越南缅甸朝鲜,惧为埃及,惧为波兰;三知变,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四知要,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凡此所说,窃尝考诸中庸而有合焉。鲁,弱国也。哀公问政,而孔子告之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终之曰: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兹内篇所言,皆求仁之事也,外篇所言,皆求智求勇之事也。夫中庸之书,岂特原心杪忽校理分寸而已哉!孔子以鲁秉礼而积弱,齐邾吴越皆得以兵侮之,故为此言,以破鲁国臣民之聋聩,起鲁国诸儒之痿痺,望鲁国幡然有为,以复文武之盛。然则无学、无力、无耻,则愚且柔;有学、有力、有耻,则明且强。在鲁且然,况以七十万方里之广,四百兆人民之众者哉!吾恐海内士大夫狃于晏安而不知祸之将及也,故举楚事;吾又恐甘于暴弃而不复求强也,故举鲁事。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惟知亡,则知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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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当年楚庄王能够称霸,是因为他用“民生在于勤劳”告诫百姓,用“每日整顿军备”警示军队,用“灾祸很快就要降临”训导国人。楚国在春秋时期鲁文公、鲁宣公那段年月,国土刚刚开拓,兵力强盛,国势高涨,齐国、晋国、秦国、宋国没有人敢正面抗衡它。当时谁能威胁楚国呢?可楚庄王为什么如此紧迫惶恐、惴惴不安呢?
君子说:看不到潜藏的祸患,屈辱很快就到来;认清祸患,福气才会降临。当今时代的变局,不只是春秋时期从未出现过,甚至从秦汉直到元明,都不曾有过。要说眼下的灾难,就算是共工作乱、辛有预见亡国的悲痛,也不足以比喻。
朝廷日夜操劳,警惕戒惧、奋发振作,打算改革旧法重振国家,选拔杰出人才储备为将相。兴建学堂,开设特科选拔人才,国内有志之士发奋扼腕。于是想要挽救时局的人提倡新学,担心纲常道义受损的人坚守旧学,两种主张无法达成共识。守旧派因为一点弊端就全盘否定变革,如同因噎废食;革新派岔路太多迷失根本,好比放羊走失了羊群。
守旧的人不懂变通,革新的人不懂根本。不懂变通,就没有抵御敌人、应对变局的办法;不懂根本,心中就会轻视传统礼教。这样一来,守旧者越发厌恶新学,革新者越发厌弃旧学,双方互相攻击伤害。那些诡异虚妄、祸乱名分、肆意妄为的人,趁机抛出各种论调扰乱人心。求学之人摇摆不定,内心没有主见,邪谬的言论、暴虐的行径泛滥天下。敌人打过来,我们无力应战;敌人还没来,国内也无法安定。我担心中国的祸患,不在国外,而在国内。
我私下认为,从古至今世道明暗、人才兴衰,表象在于朝政,根源在于学术。我愧居两湖要职,负有教化百姓、培育人才的责任,日夜谨慎忧虑,想要找到救国济世的办法。于是审察时局,梳理本末,写成二十四篇论说,告知两湖的读书人,国内和我志向相同的人,我也愿意坦诚奉上。
内篇重在坚守根本,用来端正人心;外篇重在通晓时务,用来开阔风气。
内篇共九篇:
《同心》:阐明保卫国家、守护礼教、保全种族是同一件大事。四肢强健头脑才能安康,精神旺盛意志才能坚定,贤能人才众多,国力自然昌盛。
《教忠》:记述本朝恩泽深厚,让天下臣民心怀忠良之心,以此保卫国家。
《明纲》:三纲是中国圣贤代代相传的至高教化,是礼法政令的本源,区分人与禽兽最重要的防线,用来守护礼教。
《知类》:痛惜华夏子孙不要沦落到灭亡的境地,以此保全种族。
《宗经》:先秦诸子的学说优点掩盖不了缺点,可以汲取合理片段,不能背离圣人之道,一切要以圣贤思想为准则。
《正权》:厘清尊卑秩序,安定民众思想,驳斥扰乱政局的民权论调。
《循序》:求学先确立根基,学习西学必须先通晓中学,才不会忘记自身的文化本源。
《守约》:喜爱新学的人很多,坚守古道的人辛苦;想要保存中学,应当抓住要义、精简学习。
《去毒》:鸦片毒害国人,必须彻底根除,不让它死灰复燃。
外篇共十五篇:
《益智》:愚昧的人会招来外敌,迷茫的人自取灾祸,要增长智慧。
《游学》:认清时局、磨炼志气、拓宽见闻、增长才干,不出国游历就难以达成。
《设学》:广泛兴办新式学堂,储备当世可用人才,给埋头八股的人启蒙开智。
《学制》:西方国家强大,强大在完善的学校制度,教学有固定规划,学子学有所从,量才任用,我们应当择取长处学习。
《广译》:聘请外国老师获益有限,翻译西方书籍才能广泛汲取知识。
《阅报》:世事变化难以看清,良药苦口利于病;知晓国内弊病尽快革除,看清外部隐患提前防备。
《变法》:固执守旧、墨守成规,国家无法自保,必须变革。
《变科举》:所学知识要和实际事务相匹配,改革陈旧的科举制度。
《农工商学》:安定百姓重在养民,养民重在教化,发展农业、工业、商业,才能振兴财利。
《兵学》:训练普通士兵,不如培养优秀将领;训练士兵简单,培养良将很难。
《矿学》:开发矿产,充分利用土地资源。
《铁路》:修建铁路,如同畅通人体血脉。
《会通》:领会西学深层要义,和中学融会贯通,打破固步自封的闭塞思想。
《非弭兵》:不要幻想依靠停战求和苟安,不能贪图安逸懈怠而自取灭亡。
《非攻教》:不要因为小小的意气之争挑起冲突,破坏国家长远大计。
二十四篇的主旨,可以概括成五条认知:
第一是知耻,以不如日本为耻,以不如土耳其、暹罗、古巴为耻;
第二是知惧,警惕落到印度、越南、缅甸、朝鲜、埃及、波兰那样亡国的下场;
第三是知变,不改变陈旧习气,就不能革新制度;不革新制度,就不能改良器械工艺;
第四是知要,研习中学不必一味考古,学以致用才是根本;西学也要分清主次,西方技术不是最重要的,西方治国理政的制度才是重点;
第五是知本,身在海外不忘祖国,见到异域风俗不忘亲族伦常,增长智谋机巧,不能抛弃圣贤道义。
以上这些观点,我曾经对照《中庸》研读,发现彼此契合。鲁国是弱小的诸侯国,鲁哀公向孔子询问治国之道,孔子告诉他:喜好学习就接近智慧,努力践行就接近仁德,懂得羞耻就接近勇武。最后又说,如果真能做到这几条,即使愚昧也一定会明智,即使柔弱也一定会强大。
内篇所说,都是追求仁德的事情;外篇所说,都是追求智慧、勇武的事情。《中庸》这本书,哪里只是细究人心、推敲琐碎道理呢!孔子看到鲁国恪守礼制却日渐衰弱,齐、邾、吴、越各国都出兵欺凌它,所以讲出这番话,唤醒鲁国麻木的臣民,振作萎靡的儒生,盼望鲁国奋发有为,重现周文王、周武王时代的强盛。
由此可见:没有学识、没有力量、不懂羞耻,国家就愚昧软弱;有学识、有实力、知羞耻,国家就明智强大。鲁国尚且如此,更何况我们拥有方圆七十万里土地、四亿百姓的大国呢!
我担心国内的士大夫安于享乐,看不到灾祸即将到来,所以举出楚国的事例;又担心有人自暴自弃、不再谋求自强,所以举出鲁国的事例。《易经》说:时刻警惕将要灭亡,国家才能像依附在桑树根上一样稳固。只有认识到亡国的危险,才能懂得如何走向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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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述】
《劝学篇序》是张之洞维新思想的纲领性宣言,集中阐释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核心主张。
作者清醒洞悉晚清内外危局,看到守旧派固步自封、维新派舍本逐末两大弊病:守旧者不知变通无以御敌,趋新者抛弃纲常动摇国本。他主张以儒家纲常名教为立国根本(内篇务本),坚守传统礼教、忠孝伦理以凝聚人心;同时采纳西方实业、教育、军事、管理等实用技艺(外篇务通),借西法应对时局、富国强兵。
此文承认必须变革图强,反对冥顽拒新,具备鲜明的救亡意识;但改革有严格界限,只允许学习西方器物与行政技术,抵制民权、制度层面的根本变革,试图在维护封建君主伦理秩序的框架内完成自救。
它代表晚清洋务派最后的改良路线:变通而不变道,救亡而不革制,既区别于顽固排外的守旧论,又与激进改制的变法思潮划清界限,是近代中西文化碰撞之下一种折中调和的救国方案,深刻影响了清末新政,也暴露了洋务改良无法触及制度病根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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