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儿庄大捷后，李宗仁设宴庆功，却发现川军将领王铭章的座位空着

台儿庄大捷后，李宗仁设宴庆功，却发现川军将领王铭章的座位空着

徐州城的四月，风里还带着黄河故道吹来的沙土味儿。

庆功宴设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大厅里，十几张八仙桌拼在一处，白布单子铺上去，倒也有了几分体面。桌上摆着整鸡整鱼，四喜丸子，还有几坛子本地烧的高粱酒，坛口用红布扎着，看着就喜庆。

各部队的长官都到了。

桂系的将领坐在东头，西北军的几位坐在西头，中央军的代表坐在正中间。满屋子将星闪烁，军装笔挺，皮鞋擦得锃亮。有人大声说笑，有人端着酒杯满场找人碰，有人拍着桌子唱起了“三国战将勇”。

打了胜仗嘛，高兴。

李宗仁站在主桌旁边，手里端着酒杯，脸上挂着笑。

他挨个跟几位老部下碰了杯，又跟中央军的代表寒暄了几句。酒是好酒，菜也是好菜，满屋子热热闹闹的，可他总觉得哪儿不对劲。

目光扫过主桌的时候，他停住了。

主桌上有一个位子空着。

那把椅子规规矩矩地摆在那里，碗筷酒杯一样不少，骨碟里还铺着叠成三角形的餐巾。椅子背上搭着一条白布，布上放着一束花。

花是野花，黄的白的紫的，用麻绳扎着，花瓣上还沾着露水。

那是他特意让人放在那儿的。

那个位子是给王铭章留的。

李宗仁盯着那把空椅子看了好一会儿。

满屋的喧哗忽然像是被什么东西隔开了，变得遥远而模糊。他想起一个多月前，也是在这间屋子里，也是这张桌子，他给刚到第五战区的川军将领接风。

那天王铭章就坐在这个位置上。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军装，领口的扣子缺了一颗，用一根黑线随便系着。脚上是一双草鞋，鞋底磨得只剩薄薄一层，脚趾头露在外面，冻得发红发紫。

李宗仁给他倒酒，他站起来双手接过去，手指头粗粗大大的，指节上全是厚茧，指甲缝里嵌着黑泥。

那不是一双将军的手，倒像是一个种了几十年地的老农的手。

“李长官，”王铭章端着酒杯说，“我们川军出川的时候，老百姓给戴红花，敲锣打鼓送我们。可到了地方上，人家一看我们的装备，都摇头。”

他笑了一下，露出一口黄牙。

“阎锡山不要我们，程潜也不要我们。说我们是‘双枪兵’，一杆步枪一杆烟枪。”

李宗仁摆了摆手：“过去的事不提了。到了第五战区，有仗打，有饭吃，有子弹领。”

王铭章把酒一口干了。

“李长官，就冲你这句话，我王铭章这条命，交给你了。”

那天晚上，李宗仁留他吃了顿饭。

饭菜很简单，一碟子炒黄豆，一碟子咸菜，一盘葱花炒鸡蛋，还有一碗红烧肉。红烧肉是伙房特意加的，肥多瘦少，油汪汪的，冒着热气。

王铭章夹了一块肉，放在嘴里嚼了嚼。

“李长官，你们广西的猪肉比我们四川的香。”

李宗仁笑了：“天下猪肉还不都是一个味儿？”

“不一样。”王铭章很认真地摇了摇头，“我们四川的猪吃粮食，你们广西的猪吃糠，肉味儿不一样。”

李宗仁被他逗得笑出了声。

吃完饭，王铭章要走。李宗仁送到门口，看见他蹲在门槛上，把那双破草鞋在石阶上磕了磕，磕掉鞋底的泥。门槛外的小巷子里结着一层薄冰，他踩上去，脚下一滑，身子晃了两晃，又站稳了。

他回头冲李宗仁笑了一下。

“李长官，那我走了。滕县见。”

“滕县见。”

李宗仁站在门口，看着他瘦瘦高高的身影在巷子里越走越远。巷子很窄，两边的院墙灰扑扑的，墙头上探出几枝光秃秃的槐树枝。王铭章走路的步子很轻，草鞋踩在冻硬的泥地上，几乎没有声响。

那是李宗仁最后一次见到王铭章。

王铭章是3月10日到的滕县。

那天是个阴天，风从北边刮过来，带着一股子干冷干冷的土腥味。滕县城墙不高，年久失修，好几处垛口都塌了，露出里面黑乎乎的夯土。城门楼子也歪歪斜斜的，瓦片缺了大半，椽子头露在外面。

他带着师部和366旅的一个团进了城，剩下的人在城外布防。

城里老百姓大多没走。有人说鬼子来了就跑，有人说跑了又能跑到哪儿去，还有人说川军来了，兴许能挡住。街面上冷冷清清的，店铺都上了门板，只有几个卖烧饼的小摊还支着。炉子里的炭火红彤彤的，烧饼贴在炉壁上，烤得焦黄焦黄的，冒着热气。

王铭章走过去，掏出几个铜板买了一个。烧饼烫手，他两只手倒来倒去，嘴里吹着气，咬了一口。芝麻粒掉在衣襟上，他用手拈起来放进嘴里。

卖烧饼的老头看着他：“长官，你们是四川来的？”

“四川来的。”

“四川远不远？”

“远。”王铭章嚼着烧饼说，“坐船坐了好些天。”

老头又递给他一个烧饼。

“这个不要钱。你们来打鬼子，我请你们吃个烧饼还是请得起的。”

王铭章接过来，揣进怀里。他从口袋里摸出几个铜板，悄悄压在老头的案板底下。

那天下午，他把城里的地形看了一遍。

他站在西城门楼上往北看。北边是开阔的平地，几里地外才有一些起伏的丘陵。这样的地形，守城的人最怕的就是敌人的炮火。一发炮弹打过来，连个遮挡都没有。

他把师部设在城内的一处宅院里。那宅子原来是县里一个粮商的，主人跑了，院子空着，正屋三间，东西厢房各两间。院子中间有一棵老石榴树，树皮皴裂，枝干歪歪扭扭的，冬天叶子落光了，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蒙蒙的天空。

王铭章把地图铺在正屋的方桌上。那张桌子缺了一条腿，用几块砖头垫着。他蹲在地上，就着从窗缝里透进来的光，看了一下午。

3月14日，天刚蒙蒙亮，北边就传来了炮声。

那炮声闷闷的，像是很远的地方在打雷。王铭章端着搪瓷缸正在喝粥，粥是小米粥，稀稀的，里面飘着几片红薯。他听见炮声，放下缸子，走到院子里。

石榴树上的麻雀呼啦一下全飞走了。

他站了一会儿，转身回屋，把军装扣子系好，又用一条旧布带把腰扎紧。那布带是粗布做的，已经磨得起了毛边。

“给李长官发电。”

电报员蹲在墙角，把纸铺在膝盖上，铅笔头在嘴里含了含。

“拟。”王铭章一字一句地说，“敌已开始向我滕县外围阵地进攻。职率部坚守，决以死拼，以报国家。”

电报员写完，抬起头。

“发。”

发完电报，他让炊事班把剩下的米全煮了。

“让大家吃顿饱饭。”

那顿饭很简单，一锅糙米饭，一锅白菜炖粉条，还有几坛子豆瓣酱。士兵们蹲在院子里，围着菜盆子，吃得呼噜呼噜响。有人一边吃一边开玩笑，说这白菜炖粉条比成都馆子里的回锅肉还香。

王铭章蹲在石榴树底下，端着碗，也吃得很快。

他把碗里的最后一粒米扒拉干净，站起来，用袖子抹了抹嘴。

“弟兄们，”他说，“吃饱了，好干活。”

3月15日，日军的炮弹开始往城里落了。

头一批炮弹落在东关，炸塌了几间民房。墙倒了，梁柱歪下来，瓦片哗啦啦碎了一地。紧接着，炮弹像冰雹一样砸下来，整个县城都在抖。城墙上的砖石被炸得飞起来，碎砖块和土坷垃漫天乱飞。

川军士兵蹲在城墙根下的掩体里，抱着枪。掩体是临时挖的，浅浅的一道沟，人蹲在里面，头刚好露出地面。炮弹落下来的时候，他们就缩下身子，用手护住脑袋。等炮弹炸过了，又探出头来，看远处有没有人影。

有人从怀里摸出旱烟袋，想点又不敢点。旁边的老兵拍了他一下。

“找死呢？晚上再抽。”

那人把烟袋收起来，舔了舔干裂的嘴唇。

日军的第一波冲锋是在炮击之后。

东关寨墙的东南角被炸开了一个大缺口，砖石堆了一地。日军步兵在机枪掩护下往缺口冲，钢盔在灰蒙蒙的天光下闪着暗沉的光，刺刀明晃晃的，一片一片地往前压。

川军371团1连的士兵蹲在缺口两侧的废墟里。每个人面前摆着四五颗手榴弹，都是四川造的铁壳手榴弹，沉甸甸的，外壳上铸着粗糙的纹路。

等日军冲到缺口跟前，连长喊了一声。

“甩！”

手榴弹一起扔出去，在日军堆里炸开了花。爆炸的烟尘腾起来，铁片和石子四下飞溅。日军倒下一片，后面的踩着尸体继续往上冲，又倒下一片。

这样反复了四五次。

到后来，缺口下面的尸首堆得有一人高。日军的人和川军的人混在一起，灰军装和土黄色的军服搅成一团，分不清谁是谁的。血水顺着墙根往下淌，把地上的黄土都泡成了暗红色。

3月16日，日军的炮火更猛了。

运来了八门重炮，炮弹比前几日的大得多，落下来的时候带着一种尖利的啸声，听着让人头皮发麻。一发炮弹击中了西城门楼，整座门楼塌了一半。砖块、木梁、瓦片混在一起往下砸，扬起漫天的灰土。

王铭章被警卫员从师部院子里拽出来的时候，头顶上正落着碎砖。他的左胳膊被砸了一下，军装袖子洇出一片暗色。

“师长，往南门撤吧！”参谋喊。

王铭章摇了摇头。

“东关丢了，南关也丢了，北关也没了。就剩西门这点地方了。”

他把剩下的几十个人集合起来。这些人大部分都受了伤，有的头上缠着带血的布条，有的胳膊吊在胸前，用一根布带子挂着。他们手里还握着枪，有的枪上挂着刺刀，刺刀上凝着干了的暗色。

王铭章看着他们。

“弟兄们，咱们从四川走到这儿，走了几千里路。今天走不了了。”

没人说话。

风从城墙缺口灌进来，呜呜地响。

“川军出川的时候，老百姓给咱们戴红花。有人骂咱们是‘叫花子军队’，说咱们装备差、纪律差。”他顿了顿，“今天，咱们用命把这口气争回来。”

他把手里最后一颗手榴弹握紧。

“跟我上。”

那是一次没有退路的冲锋。

王铭章带着那几十个人从西门冲出去的时候，日军的机枪正对着城门扫射。弹雨打在砖墙上，溅起一串串碎屑。有人倒下了，有人继续往前冲。

王铭章冲了不到一百步，腹部中了一枪。

他往前踉跄了两步，倒在了地上。血从伤口涌出来，很快就把灰布军装前襟洇透了。警卫员跑过来抱他，他摆了摆手。

“不要管我。”他的声音很轻，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你们快去同敌人拼……我死在这里很痛快……”

警卫员不肯走。

王铭章用最后的力气推了他一把。

“走！”

那是王铭章最后的声音。

警卫员被其他士兵拽走了。王铭章一个人躺在城墙根下，看着灰蒙蒙的天空。炮弹还在往城里落，远处的枪声稀一阵密一阵。他身上的血在身下的泥土里洇开，慢慢渗进地里。

城内的三百多名重伤员，已经没法转移了。

他们被安置在一处庙里。庙里的佛像被炮弹震倒了，只剩下半截莲花座，莲花瓣上落满了灰。伤员们靠着墙坐在地上，身边堆着几箱手榴弹。

有些人的伤太重了，连坐都坐不住，只能躺着。

庙外传来日军的喊声，越来越近。

一个还能动弹的伤兵从箱子里摸出一颗手榴弹，看了看身边的人。

“弟兄们，”他说，“咱们四川人，不丢人。”

没有人反对。

他们把手榴弹分下去，每人一颗，有的两颗。拉环套在手指上，等着。

日军的脚步声到了庙门口。

一声爆炸。

接着是第二声，第三声，无数声。爆炸声连成一片，把庙的屋顶都掀了。木梁和瓦片塌下来，落在那些已经不再动弹的人身上。

等枪声彻底停下来，已经是第二天中午了。

122师五千多人，最后活下来的只有十七个。

那些活下来的人，有的从西门突围出去了，有的藏在城墙根下的尸首堆里躲过了搜捕。他们后来陆续回到了后方，把滕县的事讲给别人听。

有人说王铭章是自尽的。有人说他是中弹死的。

其实怎么死的，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他在那里。

滕县的消息传到徐州那天，李宗仁正在吃早饭。

一碗小米粥，两碟小菜，一碟子酱黄瓜，一碟子腌萝卜。他喝了两口粥，副官拿着电报进来，站在旁边没说话。

李宗仁看了他一眼，接过电报。

看了很久。

电报是第五战区派驻滕县的联络参谋发来的，短短几行字：滕县失守。王铭章师长以下，大部殉国。详情待查。

李宗仁把电报放在桌上。

他拿起筷子，又喝了两口粥。粥已经凉了，小米粒沉在碗底，汤水清汤寡水的。

他放下筷子。

“派人去滕县。”

“长官，滕县已经……”

“把王师长的遗体找回来。”

派去的人冒了很大的险。

滕县已经被日军占了，城里到处是巡逻的兵。几个川军士兵趁着夜色摸进城去，在西门城楼附近的废墟里找到了王铭章的遗体。

遗体被一堆碎砖盖着，只露出一只手。那只手灰扑扑的，指节粗大，指甲缝里嵌着干了的泥土。

他们用高粱秆把遗体裹起来，伪装成一捆柴火。几个人抬着，连夜从城里抬出来。一路上躲过了好几道关卡，绕了很远的路，才把遗体运到了徐州。

李宗仁见到王铭章遗体的时候，站了很久。

王铭章身上那件旧军装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了，全是泥土和暗色。军装上有好几个弹孔，腹部那个最大。他的脸也认不出来了，灰扑扑的，嘴唇干裂，眼睛闭着。胸前口袋里揣着一枚印章，上面的字还能看清。

李宗仁蹲下来。

他伸手把王铭章军装上的泥土一点点掸掉。掸不掉的，就用手帕蘸着水擦。擦到腹部那个弹孔的时候，他的手停了停。

“去把我那套上将军服拿来。”他说。

副官愣了一下。

“拿来。”

副官把那套叠得整整齐齐的上将军服捧过来。那套军装是李宗仁自己平时舍不得穿的，领口的金线在煤油灯下还闪着光。

李宗仁把王铭章身上那件破军装脱下来，亲手给他换上。

军装穿在王铭章身上有些大，袖口多出一截。李宗仁把袖口往上挽了挽，把领子整了整。他的手碰到王铭章脖子的时候，皮肤是冰凉的。

然后他站起身，对着遗体敬了个礼。

那天晚上，李宗仁亲自去了徐州城里最大的棺材铺。

棺材铺的老板是个老头，姓周，祖上三代做棺材。铺子里摆着十几口现成的棺木，有松木的、柏木的、也有杉木的。李宗仁走进去，看了看。

“有更好的吗？”

老头打量了他一眼，认出了他的军装。

“给谁用？”

“王铭章。”

老头沉默了一会儿。

他转身进了里屋，过了一会儿，和两个伙计抬着一口棺材出来。那口棺材比铺子里其他的都大，木料是上好的楠木，颜色深红，打磨得光滑如镜。棺身上刻着四个字。

棺中之王。

老头说：“这是祖上传下来的镇店之宝，原是按最好的规矩预备的。一直没舍得卖。”

李宗仁看了看那口棺材。

“多少钱？”

“不要钱。”老头摆了摆手，“王师长打鬼子死的，我要是收钱，对不起祖宗。”

李宗仁还是让人把钱留下了。

他让士兵把棺材抬走，又安排人在长官部旁边的一处院子里设了灵堂。

灵堂正中摆着王铭章的棺木。

前面供着一碗白米饭、一碟子炒黄豆、一壶酒。饭是徐州本地的大米蒸的，黄豆是山东产的，酒是李宗仁从自己床底下翻出来的那坛子高粱酒。

李宗仁在灵堂里守了一夜。

那一夜，他没怎么说话。就坐在棺木旁边的凳子上，有时候看看棺木上的“棺中之王”四个字，有时候看看供桌上那碗饭。饭是凉的，上面落了一层灰。他把灰吹掉，过了一会儿又落了一层。

天快亮的时候，他走到院子里。

东方一点一点泛白。院子角落里有一棵海棠树，花已经谢了，地上落了一层粉白色的花瓣。他弯腰捡起一片花瓣，放在手心里看了看，又把它放回地上。

王铭章的灵柩后来经武汉、重庆，一路运回了四川新都。

沿途经过的城市，百姓自发在路边设祭。

武汉的码头工人停了工，站在江边看着灵船经过。有人往江里洒酒，有人烧纸钱，纸灰飘在江面上，随着水波一荡一荡的。

重庆的学生排着队，每人手里举着一炷香。香火在风里明明灭灭，远远看去像是一条长长的、流动的光带。

成都的报纸用整版刊登了王铭章的事迹，标题是“川军魂”。

灵柩运到新都那天，下了小雨。

新都的百姓站在路两旁，从车站一直排到墓地。没有人说话。雨打在油纸伞上，发出细细密密的声响。

灵柩经过的时候，有人跪下来磕头，有人抹眼泪。

王铭章的夫人叶亚华带着孩子站在墓前。她穿着一身素色的衣裳，手里牵着最小的儿子。那孩子还不满一岁，什么都不懂，睁着一双大眼睛看着周围的人。

叶亚华没有哭。

她把孩子抱起来，让孩子看了看棺木，轻声说：“记住你爸爸。”

王铭章殉国后，国民政府追赠他陆军上将军衔。

蒋介石拨款两万元治丧。叶亚华和王铭章的原配夫人周华裕商量之后，决定把抚恤金和家里的田产全部捐出来，在新都办一所学校。

她们把德阳、绵竹、郫县、新都等地的田产六百多亩，加上所收的租谷和银元，全部投进了学校的建设。

学校取名“私立铭章中学”，就是现在新都一中的前身。

叶亚华后来一直没有改嫁。她一个人把几个孩子拉扯大，日子过得很艰难。有一段时间，她甚至要在街上举着牌子乞讨，牌子上写着：“我是抗日名将王铭章上将遗孀。”

那都是后来的事了。

庆功宴之后的第三天，李宗仁把参谋长叫到了办公室。

“王铭章的部队，剩下的人怎么安排的？”

“还有十七个活着回来的，都编入了其他部队。”

李宗仁想了想。

“给他们发双饷。”

参谋长愣了一下：“长官，这不合规矩……”

“规矩？”李宗仁看了他一眼，“五千人剩十七个，这规矩谁定的？”

参谋长没再说话。

李宗仁走到窗前。

徐州城的春天来得晚，街上的树才刚发芽。嫩绿的芽苞在枝头鼓着，像是含着什么东西。有几个士兵从窗前走过，脚上穿的还是草鞋。他们的步子很轻，走在石板路上没什么声响。

李宗仁看着他们的背影。

他想起王铭章临走那天，蹲在门槛上磕草鞋的样子。鞋底已经磨穿了，磕在石阶上发出闷闷的响声。门槛外的石板路上结着薄冰，他踩上去，脚下一滑，身子晃了晃，又站稳了。

他走的时候说：“滕县见。”

李宗仁没有去滕县。

但滕县那个地方，他后来记了一辈子。

很多年以后，有人问李宗仁，台儿庄大捷是怎么打胜的。

他没有讲自己的指挥，没有讲汤恩伯的包抄，没有讲孙连仲的死守。

他只说了一句话。

“没有王铭章守滕县，就没有台儿庄大捷。”

滕县那个地方，现在还有一座碑。

碑上刻着王铭章的名字，刻着122师五千多人的名字。碑前常年有人来放花。花是白色的，有时候是菊花，有时候是野花。花瓣落在碑前的石阶上，被风吹起来，落在附近的草丛里。

草丛里有蛐蛐叫。

夏天的时候，蝉在树上叫得很响。冬天的时候，雪落在碑顶上，把字盖住，等雪化了，字又露出来。

碑的旁边有一棵槐树。

春天开花的时候，满树的白花，香得让人发晕。花瓣落下来，铺了一地，踩上去软软的。

没有人去扫那些花瓣。

让它们落着吧。

庆功宴上的那把空椅子，后来一直空着。

李宗仁没有让人把它撤走。每次在长官部摆宴席，那个位子上都摆着一副碗筷，酒杯里倒着酒。

有人问起来，他就说一句。

“给王师长留的。”

后来长官部换了地方，那副碗筷也跟着搬。再后来，李宗仁调离了第五战区，临走那天，他让人把那副碗筷包好，带走了。

没有人知道他把那副碗筷放在了哪里。

也没有人再问过。

只是每年春天，当槐花开了的时候，总有人看见一个老头儿站在滕县那座碑前面，站很久。

他不说话。

就站着。

风把槐花吹落，落在他的肩头。花瓣是白的，薄薄的，在风里打着旋儿。

碑上的字在太阳底下泛着光。

那光很淡，很静，像是被什么东西洗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