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6年4月8日，重庆上空阴雨不断。王若飞、秦邦宪、邓发和叶挺登上一架美制运输机，准备飞往延安。谁也没有料到，这趟原本普通的返程，会在数小时后变成新中国历史上一场沉重的空难。
四人之中，叶挺的名声最响，军旅资历也最深。他曾是北伐名将，南昌起义的重要领导者，新四军首任军长。可在这架飞机上，若按当时的党内职务计算，叶挺反而是“职位最低”的一位。
这里的“最低”，并不是能力和贡献的比较，而是一个特殊历史处境造成的结果。叶挺在皖南事变后被囚禁多年，直到1946年3月4日才获释。出狱后，他主动请求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于3月7日批准了这一请求，但尚未来得及给他安排新的正式职务。
叶挺获释后，最急切的事情不是休养，而是赶往延安。妻子李秀文以及子女叶扬眉、叶阿九也陪在身边。有人劝他等身体完全恢复再走，他只说：“延安还有许多事情，不能再耽搁了。”这份急切，带着重返队伍后的责任感。
与他同行的第一位，是王若飞。1945年6月中共七大召开时，王若飞当选中央委员。抗战胜利后，他参与重庆谈判，是中共中央与国民党方面交涉的重要成员。1946年初，围绕停战和东北问题的谈判陷入僵局，王若飞继续留在重庆，承担着沟通与谈判任务。
王若飞并非只会坐在谈判桌前的人。早年旅欧期间，他接触并传播马克思主义，回国后参加革命活动，曾长期遭受关押。1931年被捕后，他在监狱中度过多年，直到1937年才获释。环境没有消磨他的信念，反而使他更加清楚，革命不仅需要勇气，也需要在复杂局势中坚持原则。
第二位是秦邦宪，也就是人们熟悉的博古。七大之后，他同样是中央委员。博古曾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担任中共中央临时负责人，后来因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军事指导失误，在遵义会议后离开了最高领导岗位。
评价博古，不能只用成败两个字概括。他在军事判断上犯过严重错误，却始终没有脱离革命队伍。此后，他仍承担过红军政治工作，并参与西安事变后的协调工作。重庆谈判期间，博古前往协助王若飞，说明中央对他的政治立场和组织能力仍有信任。
第三位是邓发。七大召开时，他担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是党内负责工人运动和职工工作的主要干部。邓发早年在广东、香港从事革命活动，参加过广州起义，后来经历长征，抗战时期还承担过新疆地区的工作。
邓发的经历有一个鲜明特点：长期处在风险极高的岗位上。大革命失败后，地下工作环境十分严酷，地方党组织负责人随时可能被捕。邓发没有因此退缩。抗战胜利后，他参加国际职工会议，回国后又投入职工权益和劳动政策方面的工作。
有意思的是，四人此行并不是一次单纯的同路搭乘。王若飞和博古要返回延安汇报重庆谈判的进展，邓发要报告职工工作及相关事务，叶挺则准备面见中央，重新接受组织安排。他们的任务各不相同，却都与战后中国的政治走向密切相连。
4月8日上午，飞机从重庆起飞，途中在西安短暂停留。随后飞往延安。当天中午，飞机曾通过电台报告飞行正常，但不久便失去联系。延安方面立即展开寻找，只是山区阴雨、云层和地形给搜寻带来很大困难。
三天后，搜寻人员在山西兴县东南方向的黑茶山发现飞机残骸。机上人员全部遇难。根据当时情况判断，飞机可能在躲避雨云、雾气影响和辨认方向困难的情况下偏离航线，最终撞上山体。
消息传到延安，震动极大。王若飞、博古、邓发三人都是中央层面的重要干部，叶挺则是刚刚获释、准备重新投入革命工作的著名将领。四位骨干同时牺牲，对正在经历政治和军事剧烈变化的中共中央而言，损失难以估量。
毛泽东在悼念文章中写下“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周恩来撰文悼念，陈毅也写下悼词追怀叶挺。后来，延安修建“四八烈士陵园”，安葬并纪念这批在空难中牺牲的人员。叶挺尚未来得及领取新的职务，便与三位中央重要干部一同倒在返程途中，这也正是“四八空难”令人痛惜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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