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7年1月9日，北京钓鱼台16号楼，29岁的阎长贵正伏案处理文件。夜色已深，隔壁办公室的戚本禹突然推门进来，带来的不是一份普通通知，而是一个改变阎长贵人生走向的消息：“调你去十一号楼当秘书，马上搬过去。”
阎长贵愣住了。
在钓鱼台，11号楼是江青居住和办公的地方。由于这座楼与她联系紧密，一段时期内，工作人员常用“11号楼”代称这位特殊人物。能够进入那里工作，既意味着接近权力核心，也意味着承担远超一般岗位的政治风险。
偏偏阎长贵并不是最显眼的人选。
当时参与比较的共有四人。他年龄最小，参加工作时间不长，行政级别为22级，工资56元，在几名候选人中都不占优势。按通常的用人逻辑，这样的履历很难压过资深干部。
有意思的是，真正被许多人看好的人，反而是戚本禹。
戚本禹熟悉政治文字，也了解复杂的文件工作，确实具备担任秘书的条件。但他清楚，11号楼秘书并非寻常的文书岗位。每天接触的文件、信件和谈话内容，都可能牵动重大关系；秘书看似在幕后，实际处在各种矛盾交汇处。
于是，他没有接受这个安排。
拒绝之后，戚本禹顺手推荐了自己的部下阎长贵。这个决定看起来突然，实际上并非毫无依据。阎长贵此前在钓鱼台16号楼工作，曾负责牵头处理各地寄往11号楼的信件，对相关事务已有接触。
这项工作不显山露水，却很考验人。
信件数量多，内容复杂，既要分拣归类，又要掌握轻重缓急。稍有疏忽，就可能造成文件遗漏。阎长贵做事细致，文字基础也不错，久而久之，11号楼方面对他形成了踏实、稳重、可靠的印象。
戚本禹推荐他时，阎长贵本人并不自信。一次晚饭后，两人在钓鱼台的小院里散步，戚本禹把事情告诉了他。阎长贵连忙说：“我没有给人当过秘书，恐怕干不好。”
戚本禹听后并不客气：“不会就学，收发文件总会吧？关键是细心。”
这句话很朴素，却点出了秘书工作的核心。秘书未必需要拥有耀眼资历，能否守住程序、辨明轻重、管好文字，往往比外在级别更重要。
当然，戚本禹的推荐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11号楼最终选谁，仍要由江青方面认可。阎长贵过去处理信件时留下的工作印象，恰好成为决定性因素之一。
另一个不能忽略的条件，是他的学历。
阎长贵出身于山东聊城的农民家庭，祖辈务农，到他这一代才走出一名大学生。六十年代，大学生数量很少，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的经历，更是十分醒目。相比当时许多工作人员，他在理论训练和文字表达方面具备明显优势。
还有一点，是他的社会关系相对简单。对于特殊岗位而言，家庭出身、个人经历、交往情况都要被纳入考察范围。阎长贵来自普通农民家庭，履历清楚，没有复杂的背景牵连，这使他在筛选中少了一层顾虑。
因此，阎长贵的胜出并不是单凭某个人的一句话，而是几个条件叠加的结果：有戚本禹推荐，有此前工作的铺垫，有大学学历，也有相对清楚的家庭和个人经历。资历浅，反而让他显得容易安排；级别低，也意味着他不像资深干部那样带有明显的派系色彩。
1月9日晚接到通知后，阎长贵没有时间准备。他放下手头工作，只拿了几件衣服和洗漱用品，便从16号楼搬进11号楼。秘书岗位就这样开始了，没有仪式，也没有长时间的交接。
那时的阎长贵不会想到，这次调动既是一次迅速的晋升，也把他同戚本禹、关锋更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关锋曾是他的老师，戚本禹又是他的推荐人，他还先后在二人手下工作。政治风向急转之后，这些工作关系不再只是履历上的几行字。
1968年1月，戚本禹、关锋相继失势，阎长贵在11号楼任职刚满一年，也受到牵连，被关押于秦城。一个原本凭细心和学历获得机会的年轻干部，最终因所处位置和历史关系付出了沉重代价。
多年以后，阎长贵回忆往事，曾向已经在上海生活的戚本禹询问当年缘由。戚本禹对细节记忆已不完整，只说推荐固然重要，能否站住脚，仍要靠本人具备条件。
这句话，倒是解释了阎长贵那次意外任职的全部关键：不是资历最深，也不是级别最高，而是在特定岗位上，恰好具备了别人不完全拥有的几项条件。1980年，他回到《红旗》杂志社任编辑，重新接续起早年的工作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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