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1997两次发掘，如何成为广州城址千年不移的判断起点？

你站在今天的北京路步行街，脚下玻璃罩着的，是唐代到民国叠了11层的路面。往北步行不到三百米，中山四路的地下，埋着南越国的王宫御苑。这两处遗存隔着不过几分钟的脚程，却把一座城的命脉往前拉到2240年前，又一线贯穿到今天——广州城的心脏，两千多年没有挪过地方。

但“城址千年未移”这个如今写进教科书、写入政府规章的判断，真正被考古实物牢牢钉死在地层里，不过是最近三十多年的事。而一切的开端，是1995年中山四路工地上几片偶然翻出的瓦当。

1995-1997，两次发掘直接锁死了秦汉番禺城的心脏位置

在1995年之前，学界根据文献基本能推断，秦汉番禺城的核心大概就在今天广州老城区一带，1983年在解放北路象岗山发现的南越文王墓也出土了刻着“蕃禺”铭文的铜鼎和“文帝行玺”金印。

南越文王墓出土的带“蕃禺”铭文青铜鼎

但问题在于，墓是墓，城是城——文王墓地处城址北侧的象岗山地，墓葬只能旁证“城在附近”，却指不出“城心在哪”。在1995年之前，广州城址范围内始终没有出土过能直接锁定秦汉官署核心区的原生遗存。这是整个判断链条上最大的一块空白。

1995年，这个缺口被填上了第一锹土。那年，考古人员在中山四路一处工地的建筑桩孔里发现4件“万岁”文字瓦当，随后抢救发掘出一座面积约4000平方米的西汉大型石构水池，水池全用石材构筑，池壁石板上刻着一个“蕃”字。

“蕃”是“蕃禺（番禺）”的官方简称；而“万岁”瓦当是秦汉皇家级建筑的专属构件。这两样东西直接传送了一个信号：这里就是番禺国都的核心管辖范围，而且是高等级官署使用的区域。当年，这个发现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两年后的1997年，考古工作迎来了一个更大的高潮。一处总长150米的曲流石渠遗迹被完整清理出土。

石渠通过木质暗槽与1995年发现的石构水池连通，共同组成了一个宏大而完整的秦汉宫苑水景系统——东端还有弯月形石池，池底出土数百件龟鳖残骸，渠堤、渠底卵石、平桥、步石一应俱全。这是国内迄今发现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秦汉皇家宫苑实例。

1997年，这个发现再次独立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同一遗址连续两年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放在秦汉城市考古里极为罕见。而它最核心的贡献是：这套从石构水池到曲流石渠的完整宫苑系统，直接指向了南越国君主日常起居、理政的御苑核心区。

秦汉番禺城的政治中枢位置，第一次被实打实的宫署级遗存钉死在了今天的中山四路-北京路交汇处。此前几十年，只靠墓葬旁证和文献推测的日子，就此结束了。

六步才走完的学术链条，这两次发掘走了最关键的第一步

从1995年第一铲土挖下去，到“城址千年未移”成为主流学术判断并被地方立法固定，前后耗了整整31年，走了六个环节。但后面五步能不能迈出去，都取决于第一步踩得够不够实。

第二步是层位验证。 1997年发掘结束后，考古工作者对遗址5到6米厚的文化层做了逐层清理，最终确认自上而下完整叠压秦、南越国、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直至民国共13个历史时期的文化遗存——全国仅此一例。

南越国宫署遗址考古地层清理探方

递相叠压的历代官署遗存说明一件事：同一个地块，从南越国到民国，始终被用作行政中枢，没有发生过空间偏移。

第三步是北京路古道的轴线互证。 2002年，北京路步行街改造时揭露出长44米、宽约3.8米的叠压路面序列，共11层，由上而下分属民国、明代、宋元、南汉、唐代。

这条路从唐代延续到当代，始终是城市南北主干道，与北侧中山四路的历代官署区南北对位，形成“行政中枢-市民公共道路”的完整城市功能轴线互证。单点的官署区证据被延伸成了一条线的城市格局连续。

第四步是周边遗址补全边界。 2000年后，南越国木构水闸在光明广场出土，标定秦汉城南界与古珠江北岸线；中山四路旧仓巷、长塘街等地发现始建于东汉末、东晋修补、南朝扩建的三代叠压城墙，还原汉末步骘城至南朝广州城的东、西、南边界。

广东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遗址分布

不同朝代城垣和水系遗存全部指向同一个城市核心区，排除了城址整体搬迁的可能。

第五步是跨学科共识整合。 2026年8月到9月，多场高规格学术会议密集召开。8月21日，近130名全国方志、历史、考古学者在广州聚首，一致认可广州是国内罕见“城址千年不移、城市长盛不衰”的滨海都会。

8月30日的“城脉千年”学术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与中山大学陈春声教授、原南越王宫博物馆馆长全洪等考古、历史地理、城市史领域权威学者共同确认，“两千多年来广州城市核心始终锁定北京路-中山四路一带，没有分毫挪动”。

陈春声在会上直说了：“广州城址两千多年未变，但是我们从考古挖掘出土的文物和遗址中明确这一点，却不过短短30多年时间。”

第六步是立法固化。 2026年1月1日，《广州市南越国遗迹保护规定》正式实施，将南越国宫署遗址作为“广州2000多年城市发展核心见证”的身份纳入地方立法保护。学术判断由此上升为官方法定认定。

不难看出，后五个环节的每一项——叠压层位的年代标尺、轴线的空间对位、周边遗址的边界补全、跨学科共识的整合、法规的保护认定——都是围绕同一个空间坐标展开的：1995年和1997年两次发掘锁定的秦汉番禺城核心位置。这是整个学术判断最基础的锚定点。

没有这个起点，后面所有层位验证、轴线互证都失去了核心参考基准。

这个判断说的是“城心未移”，不是“城郭未变”

有两点需要说清楚。这个学术判断有严格的内涵界定：它指的是广州的城市核心政治中枢（历代官署、宫署所在的城心区域）两千多年来始终锚定在初始选址范围内，岭南区域中心地位从未发生长期偏移。

但它不等于“历代城郭边界两千多年完全固定不变”——事实上，广州的城郭从秦代任嚣城的0.25平方公里，逐步扩展到清代鼎盛时期的约5.9平方公里，属于核心锚点完全不动前提下的“原地生长”。

评估这个判断时，还可以做一个对比。同为古都，西安的周丰镐、秦咸阳、汉长安、隋大兴唐长安四大都邑遗址互不重叠，分散在今日西安周边的不同区位，最终全部成为与现代城市建成区完全脱离的荒野型遗址。洛阳的二里头、偃师商城、汉魏洛阳故城、隋唐洛阳城同样各据一方。

内蒙古的和林格尔土城子遗址虽然有自春秋到元代跨越两千余年的连续叠压文化层，但北魏迁都平城后核心功能外移，元代之后城市就彻底废弃了，沦为了无人延续的荒野遗址。广州是所有这些案例的反面——它的核心区至今和当代城市生活完全叠合，从未废弃，从未中断生长。

而让这个结论成为可能的考古起点，是1995年中山四路工地上从桩孔里翻出来的那几片“万岁”瓦当，和水池石板上刻着的那个“蕃”字。从那一刻起，两千年没挪过窝的广州城心，有了一条不可替代的物证链的第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