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猎巫为何持续数百年：从宗教恐惧到司法失控的历史追问

欧洲历史上猎巫并不是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爆发的一场屠杀而是15世纪到18世纪期间波及多个地区的审判和迫害。历史学界一般认为有几万人在相关审判中被处死，受审者数量明显多于被告人。女性占被告的大部分，但是男性、儿童也可能成为指控对象。

这段历史最值得警惕的是普通人如何一步步被塑造成“危险人物”，一次疾病、一次歉收、一场牲畜死亡或者邻里之间的纠纷都可以被解释为施巫的结果。

只要地方社会接受了这样的解释，怀疑就会从个人猜测变成司法案件。

1484年教皇英诺森八世发布《巫术告谕》，承认德国部分地区存在针对所谓巫术的调查需要。该文件本身没有建立一套覆盖全欧洲的审判制度，但是它给教会人员介入相关的案件提供了依据。两年后，海因里希·克雷默出版了《女巫之槌》这本书里面对巫术、审讯和惩罚等问题进行了论述。之后多次重印，并且影响了部分宗教人士以及司法人员的看法，但它也不是一部能够代表整个欧洲法律实践的统一法典，更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一纸命令就发动了全欧洲的猎巫。真正的促使迫害扩大起来的是宗教观念、地方司法和社会危机共同造成的局面。16、17世纪的欧洲经历了宗教分裂、战争、疫病以及粮食歉收和社会秩序的变化等各个时期。“人之异也，唯以理为心”。就人的本性来说，是不具有善性的；但是由于社会制度的影响而造成的人的存在方式却又是不同的。所以对于每一个具体的个体而言，在他所处的社会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规则、规范、行为准则。只有这样才可以使一个人的行为在更大的范围内被接受或者被理解，而不是仅仅只在个人的范围内去进行解释或者判断。“人之异也，唯以理为心”。就人的本性来说是不具有善性的；但是由于社会制度的影响而造成的人的存在方式却是不同的。所以对于每一个具体的个体而言，在他所处的社会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规则、规范、行为准则。只有这样才可以使一个人的行为在更大的范围内被接受或者被理解，而不是仅仅只在个人的范围内去进行解释或者判断。“人之异也，唯以理为心”。

所谓识别女巫的方法一般是缺乏可靠的判断标准的。

被告的行为可以任意地加以解释：恐惧可能是心虚的表现，沉默是抗拒的一种表现形式，承认就成为罪证了。

部分地区还实行强制讯问甚至用酷刑来取得口供。需要指出的是，剥皮、浑身扎针、灌入大量水、悬吊重物等骇人听闻的细节，并不是所有的欧洲猎巫案件都采用的，也不能将各个时代各个地区的做法合起来形成一套统一流程。很多案件的核心问题就在于司法程序缺少应有的证据标准。女性成为主要受害者，和当时的社会结构有关系。寡妇、独居者、贫困者、接生者、草药使用者以及与邻里关系紧张的人，在地方社会里处在边缘的位置上。“女巫”是指那些被认为会带来灾难的人或者被怀疑是这样的人，但是这里所指的是以女性为中心的“猎巫”。因为没有足够多的证据来支持每一个指控，所以很多案件中被认定为女巫的情况就很少出现。然而将猎巫简单地归结成“教会专门迫害女性”同样并不准确。案件由教会法庭、世俗法庭和地方权力共同参与，许多地区的具体结果存在较大差异；有的地区审判频繁、处决率高，有的地区则较少处决。但是从长远来说，猎巫的衰退并不是一个突然的事情发生的结果。随着司法程序越来越重视证据的作用，法官对于口供以及酷刑的可靠性产生怀疑，并且中央政府开始限制地方上随意的审判活动；与此同时医学、自然哲学和启蒙思想也改变了人们对于疾病、灾害的认识方式。18世纪之后，欧洲很多地区就不再进行大规模的猎巫了。瑞士格拉鲁斯州安娜·戈尔迪被处死是1782年欧洲最著名的巫术案件之一，但是由于各地统计口径不同而“最后一个女巫”的说法也存在争议。

今天再回顾这些案件，不能仅仅把它们当成愚昧时代的一些奇闻。猎巫使人们意识到，当灾难需要一个简单的答案的时候、当流言可以代替证据的时候、当审判者先认定结论之后才寻找口供的时候，普通人的命运就可能被一种无法证明的指控所决定。历史真正的教训不是某些人天生邪恶的这种说法，而是制度在恐惧之下失去界限，并且社会又为此付出了代价。

信息来源如下：

① Summis desiderantes affectibus（1484年教皇英诺森八世敕令）梵蒂冈档案文献：记载了当时教会对德国部分地区所谓巫术活动的注意和授权背景。

② 女巫之槌，海因里希·克雷默，1486年后陆续刊行，涉及当时关于巫术的神学论证、审讯观念和识别方法等内容但不等同于全欧洲统一法律。

③ 巫术与猎巫：一部全球史 布赖恩·P·列瓦克 概括了欧洲猎巫的时间范围、案件数量、性别分布情况以及各个地区司法实践之间的差异。

④ 安娜·戈尔迪案格拉鲁斯州历史档案 1782年安娜·戈尔迪在瑞士格拉鲁斯州因巫术罪名被处死的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