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玛注定灭亡？

魏玛注定灭亡？

作者丨马国川

本文摘自《魏玛十五年》，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图片来源：《巴比伦柏林》剧照

1933年，正是兴登堡亲手将这个共和国交到希特勒手里。在这个意义上，魏玛共和国的悲剧性结局在1925年的春天就已经注定了。

1925年2月28日，魏玛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去世。

艾伯特本来不应该过早离世，彼时他年仅54岁，身体健康。艾伯特生于普通市民家庭，成年后成了一名马具匠人，通过参与工会活动步入政界，一步步成为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在一战结束之际，社会民主党填补了德国权力的真空，然而整个国家被恐惧与仇恨所笼罩。

1919年2月11日，国民议会选举47岁的艾伯特为魏玛共和国首任总统，担负起领导德国重建的重任。艾伯特践行着马克斯·韦伯提出的责任伦理，即便个人生活与政治生涯会因此深受影响，他仍挑起了这一艰难的政治重担。《柏林日报》称赞说：“德国工会运动没有产生强大的人物，却造就了一位干练、清白和有批判精神的人。”

当时，普遍的枪战、暗杀、骚乱、屠戮和社会动荡，使德国的民主新秩序无法获得生存发展的稳定环境。然而艾伯特想要的不是革命，而是议会民主制度。

他绝非魅力超凡的领袖，而是一个冷静、耐心和机敏的实干家，善施谋略，理念清晰，远超当时的政治对手。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

他超越了意识形态的束缚，竭力维持基本公共服务的正常运行，阻止经济崩溃，恢复法律与秩序。他深刻地认识到，“阶级妥协”是共和国生存的基础，因此致力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温和派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合作。在艾伯特和其他同道者的不懈努力下，德国社会进入1924年以后开始稳定下来，国际关系缓和，经济恢复增长。后世学者甚至称，从此魏玛共和国开启了“黄金般的二十年代”。

从表面上看，魏玛共和国似乎是繁荣和稳定的，但存在着一些威胁共和国生命的深层次问题，其中最严重的是政治上的分裂。各种敌对的党派、团体和组织不断内斗，艾伯特也成了受害者。

尽管在政界广受尊重，就连军官们也对他心怀敬意，艾伯特却没能赢得民众的尊重。人们仰慕旧王朝皇帝的威仪，嘲笑总统的寒微出身和朴素言行，施特雷泽曼曾说：“老百姓不喜欢他……实际情况是，德国人民不愿要一个戴大礼帽的总统……他得有套军服和一大堆勋章。如果老百姓看到他们面前的一个人头戴礼帽、相貌平常，那人人都会想：我也能做到。”这说明了一个悲哀的现实，魏玛共和国中真正具有民主精神的公民凤毛麟角。

左翼分子称艾伯特是“工人阶级的叛徒”，右翼分子更是不断地无情诋毁、口诛笔伐，这种诋毁在1924年进入了一个新高潮。一些热衷揭露黑幕的右翼媒体企图把他与金融丑闻扯在一起。艾伯特被迫以诽谤罪起诉那些造谣者，提出了近150次刑事起诉，却没有一次得到满意的结果。

最令人气愤的是，一家地方种族主义小报发表右翼分子的公开信，要求“艾伯特总统，请您证明您不是卖国贼”。艾伯特愤然起诉，文章作者被法庭判处三个月徒刑。与此同时，法官们又不可思议地认定，艾伯特由于参加1918年1月的罢工而犯有叛国罪——实际上艾伯特这样做是为了通过谈判尽快结束罢工，防止民众被极左势力所利用。

法官的判决引起政坛震动。内阁发表声明，所有部长不分党派，都郑重地表示深信艾伯特的活动始终是为国家幸福服务的，许多邦、市的政府也做出同样的表示。众多一流学者联名给艾伯特写信，称赞他是“在祖国灾难深重时期做出巨大贡献的人物”。

这些声援似乎并没有减轻艾伯特所受到的打击，因为极右翼分子仍然源源不断向他的身上倾泻仇恨，辱骂艾伯特“卖国贼”。这不仅动摇了他的地位，更令他身心俱疲，痛苦不堪。他不能容忍这种污蔑，坚持为自己的名誉而斗争。然而，由于没有听从医生及时住院治疗的劝告，他的盲肠炎和腹膜炎最终发展到无可挽回的地步。当他终于服从医生的命令进行手术时，为时已晚。做完手术几天后，艾伯特就病逝了。因此有人说，艾伯特是被报纸进行的可耻煽动逼死的。

实际上，右翼分子之所以疯狂地攻击艾伯特，一个目的就是要丑化他的形象，阻止他再度当选总统。总统选举原计划于1925年2月进行，各政党出于完全正当的原因，通过法律把艾伯特的任期延长到1925年7月11日，但他并没能活到那一天。

作为魏玛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艾伯特是一位坚定的民主斗士、爱国者，一位致力于各民族和平相处的政治家。正如内阁所称赞的那样，他“在最困难的时期……以模范的尽责和政治家的智慧，履行德意志帝国总统的职务”，“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在最困难的时期为祖国鞠躬尽瘁”。艾伯特的遗体被安葬在他的故乡海德堡，一位博士在墓前演说中预言，任何一个偏离艾伯特路线的继任者都不会有好下场。

接下来，德国人民面临的任务是选举一位新的国家领导人。、根据宪法，他们要通过直接、普遍、平等的选举，选出他们的总统。政党之间在人选上达不成共识，于是各自提出自己的候选人。

1925年3月29日，第一次全民直选总统的首轮投票举行。德国民众在七名候选人中选择，最终没有一个候选人获得多数票，必须进行第二轮投票。好消息是，激进派候选人得票结果都很差，无论左右。共和派政党撤回两个提名人选，只推举唯一候选人，与右翼政党提名的人选竞争，后者没有全国性影响力，必然败北。按照过去的规定，得票最多的两位候选人将进行新一轮投票，拥护共和国的候选人当选将毫无悬念。

问题是，1920年5月的《总统选举法》作出了新的规定，参与第二轮投票的竞选者不限于第一轮选举的候选人。这给右翼政党提供了机会，他们设法寻找一个更具吸引力的候选人，希望用他来聚拢四分五裂的支持者。于是，退休的陆军元帅冯·兴登堡成为右翼政党属意的人选。

兴登堡是一战期间的陆军元帅，战争初期曾因坦能堡战役而声名大振。从修建兴登堡纪念碑到以兴登堡命名街道广场，全国掀起了“兴登堡热”。他的木质雕像还被无数崇拜者用铁钉钉满全身，形成装甲。兴登堡身材魁梧，喜怒不形于色，深沉的嗓音让人联想到瓦格纳歌剧中的英雄。实际上，他的军事指挥才能平庸，后来更成为1918年德国失败的象征。

面对无法避免的败局，他和鲁登道夫一起要求签订停战协定，升起了白旗，而后又劝告威廉二世皇帝逃往荷兰。但是，战后他却极力推卸责任，鼓吹德国军队不可战胜，四处宣扬“背后捅刀”的神话。像这样的人，怎么能胜任共和国领导人之位呢？可是由于战后德国没有清查战争责任，兴登堡在民众中反而成为一个神话般的存在。

1925年，77岁的兴登堡已行动不便。他不懂也不关心政治，认为自己完全不适合总统职务。更重要的是，他全然不与这个新国家同心同德，却对已消逝的王朝念念不忘，总以国王的忠实仆人为傲。确实，他的思想属于一个已一去不复返的旧时代，但是右翼政党认为兴登堡声名显赫，他的名字同一战最光辉的回忆联结在一起，因此极力撺掇他出山。

兴登堡在获得威廉二世的同意后，参加竞选，结果以48.3%的支持率名列第一，当选为共和国总统。这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胜利，却是共和国和议会制度的重大失败。一个新的政体需要时间和精心扶植，才能在人民的思想感情中生根。魏玛共和国才诞生六年，还需要细心呵护。国家领袖是否拥护共和体制，显然是生死攸关的问题。这样看来，魏玛的第一次总统选举其实是一次反对魏玛共和国的投票。

这次选举的结果表明，共和派在魏玛共和国只是少数。魏玛共和国的出现有偶然因素，理解或喜爱其民主宪法的德国人并不多。很多德国民众认为魏玛共和国混乱无序，生活不幸，远比不上德意志帝国那样辉煌。他们认为，旧帝国时代物质充裕，生活和平幸福。尽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往昔时代的美化，却促使人们投票推举代表那个他们幻想中美好旧时光的兴登堡。在他们眼里，兴登堡仪表堂堂，勋章累累，是昔日军事秩序和帝国秩序的卓越象征。自由派的《法兰克福报》对此评论道：

我们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把如此众多原本不参加投票的群体引向了投票箱。那些深陷贫困、民族自信心遭受重创的市民阶层，他们狂热的幻想编织成了环绕在将军头上的浪漫光环。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正是皇帝的帝国和军国主义的旧体制才是造成他们个人和民族深陷困顿的原因。他们崇拜的这位将军正是这个旧体制的代表。浪漫地渴望曾经的辉煌和逝去的骄傲，把这些非政治阶层引向投票站，才使兴登堡取得了胜利。另外，新教信仰危机的宣传也影响了许多人，但最重要的原因还是人们对过去的渴望。

另一家德国报纸《前进报》则认为，兴登堡的当选，类似于1873年法国总统选举中麦克马洪元帅的胜利。该报不无幻想地评论道：“正如50年前的法国，如今战败后的德国，也由一位保皇派将军出任共和国总统。法兰西共和国幸运地渡过了这一危机。德意志共和国能否同样幸运地穿越这一危险区，则将是德国共和派的任务……”法国《时代报》评论道：“此次选举的意义在于，德国人民在兴登堡身上看到了他们昔日军队统领的影子，试图以此否认他们在战争中的失败……德国撕下了伪装的面具，它本想借此面具来坚信其民主情感的正义性，而如今却向我们露出了它的旧面目……此外，选举还预示着共和体制的崩溃以及霍亨索伦王朝的卷土重来。”

1925年5月12日，兴登堡宣誓就任魏玛共和国第二任总统柏林街头到处悬挂的是旧帝国国旗，只有政府大楼上孤独地飘扬着魏玛共和国国旗。在街头的游行队伍里，多数人挥舞的也是旧帝国国旗。对于坚持共和理想的人来说，这是充满失望和担忧的一天。他们怀疑魏玛德国能不能“幸运地穿越这一危险区”。

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种担心并非多余。魏玛共和国有过两任总统，艾伯特是希望，而兴登堡则是危险的象征。虽然1919年建立的国家秩序在形式上没有变化，然而从1925年春季开始，随着艾伯特去世和兴登堡当选，国家的政治内容已经不是推翻君主制后建立起来的那个共和国了。

兴登堡在短期内遵照宪法行事，但是从长远看，他的当选对于魏玛民主制度完全是一场灾难。越到后来人们看得越清楚，这个掌握着总统权力的人并不信仰民主制度，也无意在民主政体的敌人面前捍卫它。

1933年，正是兴登堡亲手将这个共和国交到希特勒手里。在这个意义上，魏玛共和国的悲剧性结局在1925年的春天就已经注定了。

马国川｜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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