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7年2月，山东莱芜城内，解放军刚结束一场激战，一名穿国民党军装的男子却大摇大摆走进了我军队伍。他没有逃跑，也没有求饶，反而神色镇定，像是专程回来报到。
战士们立刻围了上去。枪口抬起，气氛骤然紧张。
“你是什么人？”
男子看了看四周，答得干脆：“别开枪，我是自己人，是陈毅司令的人。”
这句话听着大胆，甚至有些离谱。战士们打了一仗，见过不少伪装潜伏的敌人，哪里会凭一句话放人？很快，他被押往团部审查。
团部无法确认，便继续上报。男子也不争辩，只说：“查清楚再说，送我到纵队司令部去。”
到了成钧所在的纵队司令部，情况依旧没有马上明朗。军中确实有同志奉命潜伏敌营，可这种任务属于绝密，知道的人极少，普通指挥员根本不掌握名单。于是，这名“国民党特务”又被送往华东野战军指挥机关。
一天之内，身份不明的军装男子连续经过数道盘查。直到相关人员核实后，大家才知道，他叫解魁，是胶东军区政治部联络部调研科副科长。莱芜战役前夕，他奉命与杨斯德组成工作组，进入国民党军内部开展联络和情报工作。
他身上的军装，并不是俘虏后换上的，而是潜伏期间必须穿的伪装。战役结束后，解魁从敌军内部撤出，准备返回组织汇报，才造成了这场颇具戏剧性的误会。
有意思的是，解魁并非临时被派去冒险的生手。他1913年出生于山东东海一带，抗战时期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八路军山东纵队在其家乡附近开展敌后活动，他主动投身敌工工作，从联络员做起，逐步熟悉了伪军、地方势力和日伪机关之间的关系。
敌工工作看似不在前线，危险却并不比冲锋小。既要获取情报，也要争取人员；既要识别对方的试探，还要防止自己的身份暴露。解魁早年便在这些细碎而复杂的任务中积累经验。
1941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山东分校学习。课堂训练之外，他还参加反“扫荡”、突破封锁、喊话争取等实际斗争，先后立功。1943年回到东海军分区后，他曾负责教育改造被俘伪警察，其中一些人获释返回威海后，仍暗中为他提供帮助。
这段经历后来派上了用场。解魁奉命打入威海伪专员公署时，曾经接触过的伪警察表面装作陌生，私下却为他传递消息。他还争取伪专员徐瑞卿，使其配合我方搜集日伪军情报。此后，他又参与组织潜伏人员，在文登等地建立联络关系。
因此，莱芜战役中的任务并非单纯“打入敌营”，而是整个战役部署的一部分。1946年底至1947年初，国民党军准备在山东发动大规模进攻，李仙洲集团成为北线的重要力量。华东野战军并没有只依靠正面硬碰硬，而是同时从敌军内部寻找突破口。
杨斯德长期负责联络工作，熟悉国民党军的组织情况；解魁则有丰富的敌工经验。两人分别化名进入国民党第四十六军，杨斯德一度担任军长韩练成的秘书，解魁则承担联络和情报任务。
韩练成早年便同中共方面有联系，对内战并不积极。他并非中共党员，但在关键时刻选择了配合。杨斯德和解魁的任务，就是把这种配合变成能够影响战局的实际行动。
战役开始前，杨斯德曾冒险返回我军指挥机关，报告第四十六军的动向。随后，他又回到敌军内部。陈毅、粟裕根据情报调整部署，决定集中力量歼灭李仙洲集团，同时尽量避免第四十六军增援莱芜。
命令传到韩练成面前时，他仍有顾虑：“不增援，怎么向上面交代？”
杨斯德没有空泛劝说，只把后果摆明：“增援之后若被包围，军队都保不住，还谈什么交代？”
韩练成最终答应拖延行动，必要时以“打假仗”应付上级。随后，他又在关键时刻离开部队，造成指挥中断。对一支正在突围、又缺少统一指挥的军队而言，这种混乱足以改变战场结果。
1947年2月20日，莱芜战役正式打响。经过数日作战，李仙洲集团遭到重创，2月23日战斗基本结束，李仙洲被俘。正面战场上的炮火决定胜负，敌军内部的迟疑、误判和失去指挥，则让这个胜负来得更快。
解魁和杨斯德完成任务后撤回我方阵地。由于知情范围极小，连负责警戒的战士也不知道这两名“国民党军官”究竟是谁。于是，解魁穿着敌军制服被自己人拿枪围住，反倒成了莱芜战役中最特殊的一幕。
1955年，韩练成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解魁等人的姓名，则长期留在敌工、联络和情报工作的档案之中。那些没有出现在冲锋队列里的人，往往要在敌人的军帐、机关和指挥链中，承担另一种更安静也更凶险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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