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仍难关闭！关塔那摩监狱重新启用，911主犯审判深陷司法困局

在9·11袭击25周年之际，关塔那摩拘留营看起来更像是一座根深蒂固、学会如何经受时间流逝的机构，而非一座因错误而一直开放的监狱。

这座拘留营于2002年1月在美国关塔那摩湾海军基地开设，本应是针对一种特殊局势的临时解决方案：在远离美国本土的地方关押“反恐战争”中俘获的战斗人员，并且按照当时美国政府的逻辑，将其置于规范常规监狱或战俘的法律规则之外。

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后，问题已不再仅仅是：关塔那摩为什么从未关闭？问题还包括：催生它的那套理念后来怎样了？一种在9·11恐怖袭击后的“集体创伤”时刻诞生的法律和政治例外，如何能够变成一种制度，甚至在白宫政府更迭、实地战争转移、威胁性质演变、幕后人物姓名改变之后，仍能持续并延续下去？

袭击发生后，美国进入了一场它称之为“反恐战争”的新战争。在那场战争的框架内，一个置于普通法律框架之外的庞大拘留体系出现了，它依赖保密和无限期拘留，并试图将军事“战争”与通常应规范它的立法框架分离开来。

关塔那摩成为一种逐渐显露出来的矛盾最清晰的例证。尽管中央情报局在多个国家运营的若干秘密拘留点浮出水面，依赖后来成为美国反恐战争最具争议篇章之一的胁迫性和不人道审讯项目，关塔那摩仍然有所不同。它有一个额外优势。

它是一个活生生的地方。从2002年1月初开设至今，它多年来在更大的地理区域内成长、演变和扩张。在适应历届美国政府——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并发展其方法和做法的过程中，它从未偏离其创立时所依据的理念，也从未偏离支撑它的庞大政治权力领域：在特殊情况下，美国政府可以创造一个特殊空间；被拘留者可以是“敌方战斗人员”，而不必是传统意义上的战俘，也不必在刑事法院被起诉；一场战争可以持续足够久，以至于拘留本身没有明确终点。近四分之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对关塔那摩一些囚犯来说，这仍然是现实。

也许在9·11后的最初几天，例外逻辑很容易理解。美国仍处于袭击带来的震荡之中，美国政府将基地组织视为一种超越国家边界和常规军队的威胁。

但困境在于例外本身，而不仅仅在于它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问题在于，在催生它的时刻过去之后，它仍有能力存续。

关塔那摩的整个故事正在于此。

最初被送到那里的人被视为这场新战争及其新工具的一部分。但多年来，人们逐渐清楚，许多被拘留者并非基地组织高级领导人，有些人是因为虚假信息、边缘关系或金钱奖励而被送到那里，结果却发现自己被困在一个难以逃脱的体系中。

多年来，大约有800名男子经过这座拘留营。如今只剩下一小部分人。2025年初，官方数字为15名被拘留者，其中包括一些等待被转移到其他国家的人，另一些面临军事委员会程序的人，以及三名在没有刑事指控、其转移也未获批准的情况下仍被拘留的人。

但人数下降并不意味着问题结束。

相反，被拘留者越少，关塔那摩就越不像一座脱离更广泛背景的大规模监狱，而越像一座反恐战争的活档案：未解决的法律案件、在胁迫条件下获得的供词、拖延多年的军事审判，以及美国政府仍在艰难决定如何处理、如何结束其拘留的人。

将关塔那摩这样重要的拘留营的故事归结为一个人，也许并不公平。但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是围绕此案巨大矛盾的一个鲜明例证。

这名被指控为9·11袭击主谋的男子并没有立即抵达关塔那摩。在此之前，是多年的追捕和秘密拘留，包括被中央情报局拘留和遭受严厉审讯，之后他才于2006年与若干当时被称为“高价值被拘留者”的人一起被转移到关塔那摩，这些人此前被关押在上述被称为“黑狱”的秘密地点。

在这里，这个人的故事与这个地方的故事交汇：战争在哪里结束，正义从哪里开始？一个涉及9·11规模罪行的案件，能否建立在部分是在使用酷刑和胁迫的秘密体系内形成的证据之上？

袭击发生二十多年后，此案仍在寻找结论。最终，在8月，一名军事法官设定了一个暂定日期：2028年6月5日，在关塔那摩的军事委员会审判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和另外三名被告。此前多年，案件历经法律挫折。

但随后出现了意外。在规范审判的规则改变后，检察官决定在不使用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2007年关键供词的情况下推进案件。他在那份供词中承认对袭击负责，但该供词被认定并非自愿，是通过胁迫获得的。

讽刺的是，检察官没有对该决定提出上诉，因为担心这会让审判进一步拖延。

这座拘留营因此变成了它本应解决的问题的一部分。在谴责了数百名无辜者之后，它如今可能最终宣告一个有罪之人无罪。

华盛顿现在面临更大的困境。一方面，它想审判对美国本土实施的有史以来最大恐怖袭击的责任人，并结束这一章。另一方面，它被迫面对自己造成的困局：当产生证据的程序本身受到法律挑战时，证据会怎样？

因此，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案不再仅仅是一个被控恐怖主义之人的案件。它也是一个试图在不付出全部法律代价的情况下伸张正义的国家的案件。

2009年，新当选的奥巴马政府宣布打算关闭这座拘留营，这曾是他的竞选承诺之一，目标日期为2010年1月22日。当时，我因新闻采访任务前往关塔那摩。那时它已存在八年，在这些年里，它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扩建，以及对其服务的众多“改进”。审判也已在当地开始，法庭有木质拱门、观众席，以及一切旨在营造正义外观的法庭元素。

当时，拘留营管理部门带记者进入，向他们展示其条件。它已变得类似联邦监狱，有供应清真肉的厨房、运动场、各种活动和祈祷时间，希望多少弥补一排排笼子矗立在热带岛屿酷热中的画面。

华盛顿的政治领导层正在与多个国家谈判，以转移那里的被拘留者。实际问题很简单：如何把被关在那里的人移走，并关闭该设施？

但这个地方、它的居民以及在纽约为他们辩护的志愿律师……他们说的却相反。

在那些组织严密、受到密切监控的访问中，可以看到拘留营的许多部分及其更新和改善后的设施，但其他部分仍无法看到。军事人员反复对访客说一句话，承载着一个超出该地兑现能力的承诺：“在这里，你们会看到赤裸的真相，”他们说。

但真相真的能从帘幕后面赤裸地看到吗？

例如，有“7号营”，最隐秘的区域，指定用于关押基地组织高级领导人中的“高价值被拘留者”。它的存在为人所知，其建筑从附近山丘俯瞰其他设施。但它的细节被绝对保密所笼罩。

例如，在“6号营”，被拘留者会透过窗户上的狭窄开口向外看，或试图向外看，他们的声音从远处传到我们耳中，而我们还看不清他们的脸。“骗子！骗子！”是那些墙后反复传来的喊声。无法看清面孔，因为抬头看囚犯是被禁止的，但指控可以听得清清楚楚。

这本身就是关于该设施性质的一堂小课：它的门可以足够开放，让你看到它；也可以足够关闭，让你无法知道里面的一切。

当时，基地联合部队指挥官汤姆·科普曼少将也将关闭拘留营描述为一项困难任务，“但并非不可能完成”。

在2009年的背景下，这是一种合乎逻辑的说法。

当时，关闭它的困难并非技术性的。它不需要结束一场战争或解散一个国家。所需要的是转移数百名男子，并就谁将受审、谁将获释、谁将被转移到第三国作出政治和法律决定，然后像关闭任何其他设施一样关闭它。每个决定都会引出另一个决定。

被拘留者会回到自己的祖国吗？第三国会接受他吗？他会在民事法院还是军事法院出庭？如果证据不足以起诉他，他能被释放吗？那些认为他是威胁的情报机构又怎么办？一个国家如何处置一个它无法定罪、却又不信任自己会释放的人？

从这个意义上说，关塔那摩与其说关乎被拘留者人数及其“改善后的”拘留条件，不如说关乎美国政府内部的决策结构，以及围绕这些决定发展出来的复杂指挥链。

也许错误在于仅仅将关塔那摩视为一个外部人权问题。

从重要意义上说，它是一场关于权力界限的美国国内实验。

9·11之后，行政部门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获得了巨大权力。司法部门随后通过一系列标志性案件对这项权力施加限制，从拉苏尔诉布什案，到哈姆丹诉拉姆斯菲尔德案，再到布迈丁诉布什案。每一次，同一个问题都会以不同形式回来：战争能否创造一个法外区域？

国会通过法律，政府改变政策，法院介入，军方修订拘留规则，美国转移或释放了大量被拘留者。但在例外时刻出现的那个机构仍然存在，并且依然存在，还可能被重新利用，以新的任务无限期延续下去。

这就是为什么该基地的最新事态具有超出一条转瞬即逝新闻的意义。

因此，31岁的索马里男子亚当·阿卜杜拉在明尼苏达州被移民当局拘留后，在没有明确指控的情况下被转移到关塔那摩。他拥有合法身份，并需接受移民当局的定期审查。美国媒体报道称，他在“6号营”被关押了约两周，是在那里被拘留的八名索马里国民之一。

这并不意味着“反恐战争”拘留营和移民拘留中心是同一法律机构，也不意味着其中被关押的人受同一制度约束。但重新使用同一设施，在法律框架之外、远离美国本土的地方实施拘留，提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反恐战争”的工具是否正在被复活，用来发动一场“针对移民的战争”？而这座臭名昭著的拘留营，是否正根据谁入主白宫而被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利用？

两场战争不必完全相同，这个问题就值得提出。

关塔那摩不再仅仅是9·11所发生之事的产物。它已成为一种日常考验，检验国家在恐惧时刻创造出来的工具后来会怎样——人们后来发现，这些工具发明起来比废除起来更容易。

这不过是一个例外变成规则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