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8年3月14日，北京秦城监狱，74岁的傅连暲被押入监舍仅15天，便因长期折磨和疾病在狱中去世。这个没有在战场上开过一枪的医生，曾获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也曾被毛泽东称作“红色华佗”。
傅连暲的结局，与一场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医学检查有关。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央曾考虑由林彪率部入朝。林彪以身体状况不佳为由推辞，后来又多次称病。有关材料记载，他长期畏惧风寒，生活起居异常，身体问题被反复提及。
1953年，毛泽东曾让傅连暲组织专家，对林彪进行全面检查。检查并未发现足以支撑严重病假的重大器质性疾病。傅连暲向毛泽东汇报时，没有迎合任何一方，只按照医生判断说明情况：林彪早年负伤后，曾长期依赖吗啡止痛，这种生活方式对身体造成了影响，但不能简单说成患有无法工作的重病。
这份结论，后来成了傅连暲遭受冲击的重要缘由。
检查期间，傅连暲也曾劝林彪改变生活习惯，室内多通风，适当晒太阳，增加饮水和蔬菜，不能整日闭门静养。叶群希望他开具病假证明，傅连暲没有答应。医生可以照顾病人，却不能把没有依据的诊断写进证明。
傅连暲的态度很明确：“身体检查是什么情况，就应当怎样记录。”这句话是否为逐字原话已难以核实，但他坚持医学原则，却是许多回忆材料反复提到的特点。
林彪没有率军入朝，并非一个简单的“装病”故事。抗日战争时期，他曾被阎锡山部队误伤，留下伤情，长期存在神经衰弱、失眠等问题，后来又形成对药物的依赖。只是，这些真实的健康问题，在政治语境中被不断放大，最终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解释。
傅连暲原本并不属于军队指挥系统。他的一生，几乎都在与药品、病床和卫生制度打交道。1894年，他出生于福建长汀，青年时期受过基督教影响，靠半工半读学习医学。1925年，他担任长汀福音医院院长，接触最多的，是贫苦百姓和缺医少药的基层社会。
1927年南昌起义部队转战长汀，大批伤员需要救治。傅连暲提前筹备床位、药品，还动员学校师生参与护理，使医院接收了数百名伤病员。那时的帮助，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床位、纱布、药物和人手。
1929年3月，红四军进入长汀，傅连暲与毛泽东、朱德相识。此后，他不仅为红军提供医疗帮助，还协助采购药品，搜集报纸，并把一批军用地图转交给红军。中央苏区遭到封锁后，药品运输极其困难，他参与建立的秘密采购渠道，对红军卫生工作意义很大。
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前后，毛泽东因恶性疟疾高烧不退，病情一度十分危险。傅连暲赶到于都为他诊治，经过连续治疗，毛泽东逐渐退烧。毛泽东后来称他为“华佗”，并不是因为他会打仗，而是因为他在关键时刻保住了许多人的生命。
1936年到达陕北后，傅连暲担任中央总卫生处长，并兼任陕甘宁边区医院院长。1939年9月7日，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和证明人中有毛泽东、陈云。一个早年信奉基督教的医学专家，经过长期革命实践成为党员，这在当时具有特殊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傅连暲先后参与中央和军队卫生系统工作，推动医务人员培养。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他还组织医学界人员参加志愿手术队，为前线伤员提供救护。他始终相信，医生的职责是诊断和救治，不能把医学变成政治表态。
遗憾的是，特殊时期到来后，早年的医疗工作、人际关系和那次对林彪的检查，被重新拼接成了罪名。傅连暲被扣上“走资派”“反革命”等帽子，还被诬陷为泄露毛泽东健康情况。
他曾写信向毛泽东申诉：“几十年来，我有什么错，从来也没有人跟我谈过。”毛泽东看过信后批示：“傅连暲同志不是当权派，应予保护。”但这份批示一度没有传达到本人手中，保护意见也未能及时阻止迫害。
1968年3月14日，傅连暲夫妇被关押。4月初，傅连暲在狱中去世。1975年5月17日，毛泽东得知情况后批示：“傅连暲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这份迟到的批示，留下了那个年代中医学判断被政治化之后，一个医生及其家庭所承担的沉重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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