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2015年，河北石家庄，董用威已经是耄耋之年，仍在翻看父亲董振堂留下的零散资料。几十年来，他反复查找高台战役的记录，只为确认一个问题：父亲究竟埋在哪里？
这份执念，并不是突然产生的。董用威童年时，对父亲的印象十分模糊，手中仅有一张西北军时期的旧照片。照片后来被烧去一角，他又设法复印保存，始终带在身边。
董振堂的一生，起点并不在红军队伍。1920年，他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炮兵科学习，毕业后加入冯玉祥的西北军。凭借作战勇敢、治军严谨，他从基层军官逐步升至师长。
1928年冬，董振堂任西北军第13师师长兼洛阳警备司令，家人曾被接到洛阳短暂团聚。那时的董家生活并不奢华，夫人穿的是普通布衣，饭菜多了也会让勤务人员退回去。
临别时，董振堂曾对母亲说：“我不会吸烟、喝酒，也不会逛窑子。”在当时军阀混战、军政人员生活悬殊的环境中，这番话并非客套，而是他对家人的承诺。
一家人没有想到，这次分别竟成了永诀。1931年，董振堂被任命为国民党第26路军第73旅旅长，随后奉命开赴江西“剿共”。面对同胞相残，他越来越难以接受。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这使董振堂的态度发生根本变化。1931年12月14日，宁都起义爆发。董振堂率第26路军一万七千余人举行起义，部队随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他任副总指挥。
这次转变，绝不是一时冲动。董振堂后来明确表示，自己已经看清国民党对工农群众的欺骗与压迫，认定只有共产党才能真正为劳苦大众谋求解放。
1932年，董振堂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将个人积蓄三千块银元交作党费。毛泽东得知后劝他：“给自己留一点，也给家里寄一点。”董振堂起初回答：“我要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在反复劝说下，他才留下三百块银元。
同年，他给家中写信，表面只说自己平安，还嘱咐家人遇到兵匪就投奔亲友。实际上，他已经离开国民党，成为红军将领。为了不让家人担心，这封信刻意隐去了真正处境，也成了父子亲人间的最后联系。
长征开始后，董振堂率红5军团承担后卫任务。湘江战役、四渡赤水、强渡金沙江等关键行动中，这支部队一次次挡住追兵，为主力转移争取时间。红5军团因此被称为“铁流后卫”，而董振堂也以善于组织防御阻击闻名。
董用威那时跟着母亲生活在新河，无法知道父亲正在雪山草地间行军，更不知道那些看似普通的战报背后，有多少部队以伤亡换取主力脱险。父亲在他的童年记忆里，只剩下一个远去的身影。
1936年10月，西路军西进，董振堂率红5军随军行动。部队进入河西走廊后，于12月底攻占甘肃高台。董振堂不仅部署防务，还组织宣传和群众工作，试图在当地建立稳固的联系。
1937年1月，高台红5军遭到马步芳部包围。城墙低矮，兵力悬殊，守军处境极为不利。激战持续九昼夜，董振堂始终在前线指挥。城防即将失守时，他登上城楼动员部队：“为了民族和人民的解放，血战到底！”
随后，他冲向最危险的地方。高台失守后，董振堂和数千名红军将士牺牲，时年42岁。敌军还割下他的头颅示众，这一残酷细节，后来成为家人多年不敢触碰的痛处。
噩耗传到延安后，党中央为董振堂举行追悼。毛泽东评价他是“坚决革命的同志”。但董家直到多年以后才得知真相。抗战期间，日军多次搜查威胁，家人被迫离开故乡，辗转安徽并隐姓埋名。
新中国成立后，董用威从父亲的战友和历史资料中，逐渐拼出了董振堂的完整形象。1957年，他迁居石家庄，从技术员做起，后来成长为高级工程师。他说：“我们没有躺在父亲的功劳簿上，要勤勤恳恳工作，清清白白做人。”
然而，工作和生活之外，他一直没有放下寻找父亲遗骸的念头。高台地形变化、战事记录残缺，加上年代久远，查找并不容易。董用威只能从旧档案、战友回忆和地方线索入手，一点点核对。
2015年，在有关部门协助下，经过多方查证，董用威终于找到了董振堂遗骸的相关线索，并完成了安葬父亲的心愿。那张缺角的照片，也终于不再是他了解父亲的唯一凭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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