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江饭店”创始人董竹君：杜月笙敬她三分，周总理曾设宴接见她

1935年3月15日，上海法租界大世界附近，董竹君站在刚刚布置好的锦江小餐门前，亲口宣布开门营业。她手里的本钱只有两千元，却把餐馆当成一场不能输的较量。谁也没想到，这家小餐馆后来会成为锦江饭店，并承担起接待外国元首和政要的任务。

董竹君的经营思路很清楚：菜要精，环境要雅，服务更要有分寸。她亲自参与选址、装修和菜单设计，既吸收中式餐饮的讲究，也融入留学日本时接触到的服务理念。餐馆不靠铺张招徕，而是用细节留住客人。

锦江小餐开业后，很快在上海滩站稳脚跟。达官显贵、文化名流常来这里聚餐，杜月笙也是熟客。生意最热闹时，即便是他来吃饭，也要提前预订。有意思的是，名气并没有让董竹君改变规矩，谁来用餐，都得照着店里的安排来。

卓别林访问上海期间，曾到锦江品尝川菜，香酥鸭子给他留下了印象。这类名人光顾，固然扩大了餐馆声誉，但真正支撑锦江的，还是稳定的菜品和经营。董竹君明白，名气可以带来客人，口碑才能让生意长久。

她并非一开始就是商界人物。1900年，董竹君出生在上海一个贫寒家庭，父亲拉黄包车，母亲替人帮佣。父母没有多少文化，却坚持送女儿读书。1912年前后，父亲重病，家庭债务压垮了生活，13岁的董竹君被送进上海长三堂子学唱京戏。

她在那里唱的是戏，面对的却是无法掌控的命运。董竹君坚持“卖艺不卖身”，不愿把自己当作任人买卖的物件。后来，她结识了革命党人夏之时。夏之时曾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在四川任职，后来提出替她赎身。

董竹君没有接受被“买走”的安排。离开前，她把衣物首饰留下抵作赎身钱，趁夜色从长三堂子逃出，随后与夏之时前往日本。这一举动看似冒险，实则说明她很早就明白：摆脱困境，不能只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

在日本，董竹君学习师范，夏之时学习军事，两人结婚并育有女儿。然而婚姻并没有给她真正的平等。夏之时临行回国时，竟把枪放在她身边，要求她以死守节，还让弟弟留在日本监视她。董竹君由此看清，所谓保护，背后可能仍是控制。

回国后，夏之时仕途起伏，后来染上赌博，家庭关系不断恶化。董竹君没有继续忍耐。她先后创办女子织袜厂、黄包车公司，积累了管理和经营经验。1929年，她提出离婚。夏之时讥讽道：“分居五年，你若能养活几个女儿，再谈离婚。”

这句话后来成了董竹君必须回答的难题。她带着四个女儿来到上海，最困难时常进出典当行，靠变卖物品维持生活。她曾创办群益纱管厂，企业一度盈利，却因战乱遭受重创。五年期满，夏之时赶到上海，认定她已经失败，劝她回去。

董竹君拒绝了。她没有靠争吵证明自己，而是重新寻找出路。四川同乡李崇高敬佩她的性格，资助两千元。董竹君便以这笔钱开办锦江小餐。她押上的不只是资金，还有多年积累的判断力。

锦江成功后，董竹君又创办锦江茶室，为希望自食其力的女性提供工作机会。抗战时期，锦江系餐饮场所还曾被用作人员联络和掩护的场所。关于她参与进步活动的记载，多见于回忆材料，但可以确定的是，她并未把商业经营与民族抗战完全割裂。

1951年，董竹君将经营多年的锦江产业及个人积蓄交给国家。此时的锦江已经颇有声望，后来经改造发展为锦江饭店，成为新中国重要的外事接待场所。周恩来曾设宴接见董竹君，对她长期以来的付出表示肯定。

从一个被迫进入长三堂子的少女，到独自抚养女儿、创办企业的女性，再到把产业交给国家的经营者，董竹君人生中的关键转折，并不在于遇到了哪一位贵人，而在于每次被推到困境边缘时，她都没有把选择权彻底交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