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公元前209年7月，安徽宿州一带的大泽乡，陈胜、吴广面对的并不是一场普通的大雨，而是一道几乎无法绕开的生死关。900名被征发的戍卒因道路被冲毁，无法按期抵达渔阳。按照秦律，误期者依法皆斩。
队伍里的人很清楚，继续赶路可能误期，停下来也是死路一条。陈胜于是对吴广说：“如今误期必死，起事也许还有一线生机。”吴广接过话头：“既然都是死，不如拼一次。”这几句话未必是当时的原话，却准确说明了他们所处的困境。
大泽乡起事，真正高明之处不只在于敢于反抗，还在于陈胜很快意识到：一支临时聚集的戍卒队伍，若没有名义、口号和政治目标，很难冲出地方，形成更大声势。
于是，两个名字被推到了众人面前：公子扶苏，楚国名将项燕。
项燕的名望，来自楚国旧贵族和军队传统。公元前225年，秦将李信率军攻楚，曾被项燕击败。次年，王翦率六十万秦军再攻楚国，项燕在长期对峙后被迫出战，楚军惨败，他本人也战死。
项燕虽然败亡，却并未因此失去楚人的敬重。他长期统率楚军，待士卒较为宽厚，项氏家族又世代为楚将，在楚地拥有深厚影响。后来项梁、项伯、项羽在会稽起兵，正是这种家族声望继续发挥作用的表现。
对陈胜、吴广来说，打出项燕的旗号，等于向楚地百姓发出一个清晰信号：这不是几百名戍卒的私斗，而是楚人反抗秦人统治的行动。楚国虽已灭亡多年，但旧国记忆并没有消失，楚地百姓对秦朝的征发和压制，也积累了强烈不满。
有意思的是，另一个被推出的人，却是秦始皇的长子扶苏。
扶苏并非楚国人，也不是秦朝的反对者。他是秦始皇嬴政的长子，曾被寄予继承大统的希望。史书记载，扶苏性格较为宽厚，曾因秦始皇处置方士、儒生等事进谏，触怒秦始皇，被派往北方协助蒙恬修筑长城、抵御匈奴。
扶苏与秦始皇的分歧，反映的并不只是父子之间的性格冲突，也涉及秦帝国的治理方式。秦始皇重法令、重秩序，扶苏则更看重宽缓和劝谏。司马迁评价他“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这使扶苏在部分官员和民众心中，带有仁厚、正直的形象。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巡行途中病逝于沙丘。按照《史记》的记载，赵高、李斯与胡亥合谋，改动了继承安排，并以诏书命扶苏、蒙恬自杀。扶苏接到诏书后，没有公开质疑，最终自尽；蒙恬也被迫交出兵权。
这件事发生在秦朝权力核心内部，过程隐秘。秦二世胡亥继位后，朝廷并没有向天下详细说明扶苏死亡的真实经过。对关东民众而言，扶苏很可能仍是那个应当继承皇位、却被排挤到边地的秦始皇长子。
这就给了陈胜、吴广一个重要机会。
他们没有直接宣布要建立新的王朝，也没有一开始就提出复杂的政治纲领，而是借用一个天下人听得懂的名义：替扶苏讨回公道，替项燕延续楚国的声望。这样的口号简单、具体，而且同时击中了秦朝内部和六国旧地的两种情绪。
扶苏代表的是秦朝统治集团内部被夺走的正统继承权。拥护扶苏，意味着反对胡亥和赵高，也容易使一些对秦二世不满的官吏、士人产生观望甚至倒向起义军的可能。项燕代表的则是楚国旧民心，能在楚地迅速凝聚人群。
当然，陈胜、吴广并没有真正得到扶苏或项燕家族的授权。扶苏已经死去，项燕也早在十多年前战死。这个旗号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动员手段，是把复杂的时代矛盾，压缩成两个人名，让普通人能够立即理解。
从实际效果看，这一策略确实突破了大泽乡的范围。起义军攻占陈县后，陈胜自立为王，反秦力量迅速扩散。随后，项梁、项羽等人在会稽起兵，刘邦也在沛县举事，各地反秦势力相继出现，秦朝原本依靠严刑峻法维持的秩序开始松动。
陈胜、吴广选择扶苏与项燕，并不是因为他们真正准备拥立扶苏，也不只是为了纪念两位旧人物。更关键的原因在于，这两个名字分别连接着秦朝内部的继承危机和六国旧地的反秦情绪。对一支仓促起兵的队伍而言，能否找到这样的共同名义，往往比手中有多少兵器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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