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花椒鱼
1951 年 6 月 20 日,北京旧鼓楼大街 4 号院。
几名公安民警走进一户普通民居,屋里住着一个腿部残疾的老人。街坊只知道他姓吴,过去在张作霖手下做过事,平日很少出门,也很少与人来往。
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平日里深居简出的老人,是二十四年前参与抓捕李大钊的京师警察厅侦缉处处长吴郁文。
自此杀害李大钊先生的凶手开始逐一浮出水面。
公安机关找到吴郁文,并不是偶然。这场追查,还要从一架绞刑架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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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2月2日,北平市公安局郊区分局局长朱文刚奉命带人接管功德林监狱。走进一间屋子时,他看到墙边摆着一架庞大的绞刑架,便随口问留用的旧警察,这东西以前是不是用来处决犯人的。
对方告诉他,听说这架绞刑架曾经绞死过李大钊。
“李大钊”三个字,让这件普通的旧刑具立刻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
公安机关随后将这一情况上报,这架绞刑架也被保存下来,后来编为001号文物,成为北平历史博物馆接收的第一件文物之一。今天,它仍作为国家一级文物保存。
绞刑架的发现,使李大钊案重新进入公安人员视野;随后公安人员在清理接管的民国警察档案时,翻出了一份 1927 年京师警察厅的授奖晋级文书:因 “剿办俄国兵营共产党案有功”,总监陈兴亚、侦缉处长吴郁文、副处长雷恒成、司法处长蒲志中四人分别获嘉奖。
这份文书帮公安机关锁定了李大钊案的涉案人员。北平公安机关随即把追查这几名主要涉案人员作为重点案件展开调查。
可此时距离李大钊等烈士遇害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要在偌大的中国找到这四个人,无异于大海捞针。案件真正的突破,出现在1951年。
1951年6月5日,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兼侦查处长冯基平收到一封来自铁道部公安局的绝密信函。信中有人检举,当年张作霖手下的侦缉处长吴郁文已经改名为“吴博哉”,目前住在北京鼓楼一带。
公安机关随即展开调查。顺着户籍和旧档案,侦查人员最终锁定了吴郁文的住处。1951年6月20日,吴郁文被公安机关抓获。
吴郁文的落网,意味着一桩尘封多年的旧案,终于有了突破口。
把时间拨回到1927年春天,当时北伐军节节胜利,奉系军阀张作霖为稳固后方统治,在北京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展开大规模 “清剿”,白色恐怖笼罩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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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
作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北方革命运动的核心领导人,李大钊成了奉系当局的头号追捕目标。因为身份暴露,李大钊和一些同志暂时藏身于东交民巷苏联使馆旧俄兵营。
京师警察厅很快盯上了这里。
4月6日清晨,军警突然包围旧俄兵营,随后冲入院内搜捕。李大钊没有抵抗,为了不让妻子和孩子受到伤害,他也没有动用身边的手枪,最终与其他革命者一起被捕。
从被捕到就义,李大钊在狱中度过了二十二天。 敌人轮番审讯,软硬兼施,妄图从他口中掏出北方党组织的全部名单。奉系高层也曾派人以同乡之谊、高官厚禄劝降,都被他严词拒绝。 他在狱中写下两千七百多字的《狱中自述》,字迹坚定:“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等20人被押往刑场。这一天,李大钊38岁。
“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李大钊1919年写下的这句话,在这一天应验成谶。据说他留下过一句遗言:“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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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
李大钊牺牲以后,参与这次行动的警察和司法人员陆续得到嘉奖。
吴郁文就是其中之一。
然而1928年以后,局势很快发生变化。1928 年 6 月 4 日,下令处决李大钊的张作霖,在沈阳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成了这群人里最早落幕的一个。
吴郁文后来继续在国民党统治机构中任职,抗战期间又投靠日伪。抗战结束以后,他改名换姓回到北平,逐渐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后来腿部患病,行动不便,闭门不出,妄图躲过清算。
但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二十多年后,吴郁文还是被公安机关逮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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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郁文
吴郁文落网后,案件继续向其他涉案人员推进。与此同时,上海公安机关也在根据此前收到的检举信,追查另一个已经改名换姓的人。
这个人叫雷恒成。
1952年秋,上海市公安局新成分局收到一封由公安部转来的漆封挂号检举信。信中举报,有一个自称“了明禅师”的算命先生,真实身份是当年京师警察厅侦缉处副处长雷恒成。
检举信提供了几个很特别的特征:这个人嘴里有金牙,而且随身带着一块金挂表。
这两个细节,后来成了破案的关键。
1952 年 10 月,年轻侦查员鲁全发根据线索假扮成求签客人,找到了雷恒成的卦摊。一番交谈后,他凭借对方满口的金牙、胸前的金挂表,确认了这个 “算命先生” 就是潜逃多年的雷恒成。
当晚,雷恒成在家中被捕,民警在其住处搜出了日本宪兵学校毕业证书、日伪任命状,还有一支老式手枪。1953 年 4 月 26 日,雷恒成被依法执行枪决。
当年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也在镇反期间因群众举报落网,后来病死狱中。
当年参与审讯的司法处长蒲志中,眼见同伙一个个落网,内心备受煎熬,最终在家人陪同下主动投案自首。因坦白自首情节,被依法从宽处理,成了四人中唯一没有被判死刑的人。
参与会审的法官王振南,也在 1955 年被上海警方抓获,依法判处死刑。
从1927年李大钊先生遇害,到1955年王振南落网,这场跨越二十多年的追凶行动,终于画上了句号。
如今,那架编号 001 的绞刑架,静静陈列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展厅里。它曾经是军阀杀人的工具,如今成了历史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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