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中期，毛主席欲给彭德怀安排工作，却遭人暗中阻挠，此人是谁？

1965年11月，成都刚入冬，彭德怀抵达四川不久，便开始了解西南地区的交通、工业和国防布局。此时的他，已经离开军队工作多年，却被毛泽东重新推到三线建设的前沿。这个任命背后，既有国家战略的需要，也有一场看不见的政治较量。

所谓三线建设，并不是普通的工业搬迁。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在中国北方边境陈兵；与此同时，美国扩大对越南的军事行动，我国西南方向的安全压力明显增加。把工业、交通和军工力量向内地布局，建设能够支撑长期作战的战略后方，成了中央必须面对的事情。

彭德怀为什么会被选中？原因并不复杂。他长期主持军队工作，熟悉国防和战备，对西南山地、交通线和战略纵深有实际认识。至于工业技术，他确实不是专家，但三线建设需要的并不只是工程师，还需要能够从全局判断轻重缓急的军事领导干部。

毛泽东曾让彭真出面做工作。彭德怀起初态度很谨慎，表示自己只懂军事，也种过田，对工业建设并不熟悉。彭真解释说：“中央反复研究过，西南三线建设需要你这样的人。”彭德怀没有马上答应，他清楚，重新出来工作，未必只是一次普通调动。

1959年庐山会议，是这段经历的转折点。当时，彭德怀根据在湖南等地的调查情况，向毛泽东写信，指出“大跃进”中出现的浮夸风和经济困难。信中有批评，也有建议，但会议后期，问题逐渐集中到他个人身上，原本讨论经济工作的会议，转为对彭德怀的批评。

会后，彭德怀被免去国防部长职务，离开了军队领导岗位。毛泽东并没有因此完全否定他。1959年10月，毛泽东同彭德怀谈话，支持他读书学习；后来，彭德怀又获准回湖南作调查。这里面有一个重要背景：中央内部对他的评价并非始终一致，毛泽东本人也没有关闭他重新工作的可能。

真正让彭德怀再次走向岗位的，是国家安全形势。1965年，毛泽东亲自过问彭德怀的工作安排，并通过电话等方式推动此事落实。彭德怀最终前往成都，参与西南三线建设。四川方面考虑到他的身份和安全，安排人员负责警卫，但工作并没有因此顺利展开。

阻力来自哪里？当时在政治上持续对彭德怀施压的关键人物，是康生。

康生并非临时起意。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他就是批评彭德怀较为尖锐的人物之一。到1964年至1965年，围绕彭德怀能否重新工作的争论再次出现，康生又把庐山会议旧事拿出来作文章，把彭德怀与文艺、政治问题牵连起来，实际上是在给他的复出设置障碍。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当时并非没有察觉。毛泽东曾明确表示，谁对彭德怀出来工作有意见，可以直接找他。这句话的分量很重，说明彭德怀赴西南并不是未经中央同意的个人安排，而是经过最高层推动的决定。

但政治环境已经发生变化。彭德怀到达成都前后，报刊上出现了针对他的文章；在西南工作期间，一些人不断搜集和上报所谓“问题”，有关方面还多次组织会议，对他的工作方式和历史问题进行批评。戚本禹等人后来也参与其中，康生则是这种政治操作的重要后台人物。

彭德怀并没有被指控为工作能力不足。相反，他很快就开始了解工厂、铁路和交通建设，提出的问题多集中在实际工作上。问题在于，他的身份过于敏感，任何一句带有不同意见的话，都可能被重新解释。三线建设需要的是务实判断，而当时的政治气候，却把这种判断不断转化成政治罪名。

1966年春，彭德怀在西南仅工作数月，便被召回北京。回京后，他失去了正常工作的条件，随后又受到严密控制。康生等人继续把庐山会议问题、军队历史问题以及抗美援朝时期的往事反复翻出，借此加重对他的审查和批判。

其中，毛岸英在朝鲜战场牺牲一事，也曾被别有用心地拿来制造攻击。毛岸英于1950年11月25日在朝鲜牺牲，彭德怀当时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把战争中的复杂情况说成个人阴谋，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也反映出当时政治迫害已经突破了正常审查的边界。

彭德怀晚年的遭遇，不能简单归结为某一次会议或某一篇文章。康生是其中最主要的推动者之一，林彪集团及后来“四人帮”中的一些人，也在不同阶段参与了对他的打击。不过，具体责任仍应按人物、时间和事件分别辨析，不能把所有行为笼统归到一个群体身上。

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六岁。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他的遗骨和骨灰处理极不正常，曾以化名保存于成都。1978年以后，随着历史问题重新审查，彭德怀的名誉得到恢复；1980年，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开除康生党籍，公布其严重错误和罪行。彭德怀那次短暂的西南任职，也由此成为特殊年代中，一项国家战略如何被政治斗争阻断的具体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