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1年冬，莫斯科一处普通居民院里，张闻天乘坐轿车前来拜访陈昌浩。院里的孩子围着汽车看热闹，住在二楼的陈祖莫却格外兴奋，因为车里来的人，是专程找他父亲的中国大使。
在邻居眼中，陈昌浩只是出版社里的普通职员。他住在简陋的职工房，一家三口挤在一间小屋里，厨房和厕所都要与别人共用。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常年伏案翻译、身形渐渐佝偻的中年人，曾是红四方面军的重要领导者。
陈祖莫那时还在上小学，使用的俄文名叫维克多。他对父亲的认识很简单：不爱说话，喜欢抽烟，整天坐在桌边工作。父亲从不向妻子和孩子讲过去，家里也没有悬挂勋章、照片之类的物件。
生活并不宽裕。黑面包要掰成几份，土豆汤里很少见到油水，冬天一家人靠一件军大衣和毯子取暖。陈昌浩的妻子格兰娜出身普通工人家庭，只知道丈夫懂俄语、会写文章，却不知道他曾经指挥过成千上万的红军。
这段沉默，与陈昌浩此前的人生转折有关。陈昌浩1906年出生，曾在武汉求学，后来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他进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参与红四方面军的创建和发展，担任过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
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川陕地区作战期间，部队逐步壮大。陈昌浩参与过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等作战，年轻、有文化，也敢于承担任务，在部队中很快成为重要干部。1931年黄安战役期间，红军缴获一架飞机并加以使用，曾组织空中宣传，这件事在当时颇为引人注目。
但军事上的声望，并没有替他挡住西路军的失败。1936年西路军西渡黄河，进入河西走廊，面对严酷地形、地方武装和严重后勤困难，部队最终陷入苦战。1937年，西路军失利，陈昌浩作为主要指挥者之一，承担了相应责任。
他辗转回到延安后，军队职务被解除，转做宣传和教育工作。那段日子，他反复检讨西路军失败的教训，胃病也越来越重。1939年8月27日，经组织批准，陈昌浩前往苏联治病。谁能想到，这次离开竟长达十三年。
抵达莫斯科后，他的身体一度好转，本来准备返回中国。1941年6月22日，德国突然进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莫斯科局势紧张，外国人员和部分居民被疏散。陈昌浩被安排到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科坎德一带，原本的回国计划再次中断。
在当地，他一度失去固定供给，只能到采石场劳动。抡铁锤、背石块，都是实打实的苦力活。每天领取的食物十分有限，通常只有黑面包和少量土豆。一个苏联红军老兵见他胃病发作，递给他一瓶棉籽油，说：“慢慢喝，这对胃有用。”
这个土办法竟让陈昌浩的胃部疼痛有所缓解。他一边劳动，一边不断写信，希望能够参加更重要的工作。后来，辗转多次的信件终于被苏联方面的熟人看到，他被调去担任战场翻译，负责翻译公函，并因在卫国战争中的工作获得奖章。
战争结束后，陈昌浩回到莫斯科，在出版社从事翻译和编辑工作。正是在那里，他与格兰娜相识。两人结婚后生下儿子，取名陈祖莫，意思是“莫斯科出生”。这个家庭没有显赫排场，日子清苦，却相对安稳。
1951年张闻天登门后，陈昌浩终于接到回国安排。格兰娜担心中国的生活条件，提前准备了床单和日用品。陈昌浩却笑着对她说：“中国很好，回去就知道了。”
一家人乘火车穿越西伯利亚，七天七夜后抵达中国。迎接他们的场面，让陈祖莫和母亲都十分意外：他们被安排住进北京翠明庄，接待条件与莫斯科的普通职工房完全不同。陈祖莫这才明白，父亲并非平民职员，而是中国革命队伍中的高级干部。
回国后，陈昌浩没有要求恢复昔日职务，而是进入编译系统工作，后来担任编译局副局长。他长期从事翻译、整理和研究，生活仍然节俭。住房附近有几平方米空地，他曾种过棉花，收获后加工成布料，转给有需要的人。
陈祖莫后来通过军报记者的采访，逐渐补上了父亲人生中缺失的那一段。当记者谈到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的战斗时，陈昌浩偶尔会起身比划，讲到红军行军、作战和宣传工作，神态与平日那个沉默的译稿人判若两人。
陈昌浩晚年患有心脏病，仍坚持工作。临终前，他曾对弟弟陈浚说：“要像铺路石一样，经得起组织和人民的考验，经得起踩。”这句话，后来被家人一直记着。其长子陈祖泽从事核工业技术，次子陈祖涛参与中国汽车工业建设，陈祖莫则从事中文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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