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半月谈记者 彭奕凯
从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城出发，车辆在蜿蜒的山路上行驶约一个小时，便可抵达莲城镇落松地村。
这里曾是一个人迹罕至的无名山村。20世纪50年代，广南县出现麻风病疫情，为集中治疗、防止扩散，当地政府将患者统一安置到这片深山之中。
疾病在患者身上留下了各种痕迹——有的失去了手指，有的双腿残疾无法直立行走。但比疾病更难以治愈的，是与外界的隔阂。20世纪80年代，麻风病得到有效控制，村民们的日子逐渐安稳。他们想找一位识文断字的老师来教村里孩子读书，可外头的人一听到“麻风村”三个字，便摇头摆手拒绝。
1986年，农加贵经人介绍，以代课教师的身份走进了这片深山。第一次和孩子们见面，是在一间卫生室里——一半堆着药品，一半摆了几张旧桌凳，12个孩子挤在一起。孩子父母大多有肢体残疾，他们站在门口，目光里带着一种近乎无声的哀求。
“其实当时很想跑。”看到这样的条件，农加贵也打起了退堂鼓，可孩子们的眼神让他迈不动转身离开的步子。
2025年2月18日，农加贵和学生们在落松地小学操场上合影 彭奕凯 摄
腾出20多平方米的卫生室，这间四处漏风的土坯房就成了教室。20岁的农加贵在这里正式开启自己的事业——课桌是各家凑来的旧家具，黑板是用墨水涂抹的一块木板，粉笔用完了就拿石灰块代替。整所学校只有他一名教师，还要兼任炊事员、保育员，照顾孩子们在校期间的日常生活。
学校门前有一条小河，一度横亘在孩子们前往校舍的必经之路上。冬天河水冷冽刺骨，上下学时，农加贵总会把裤腿挽到大腿根，光着脚踩进水里，把学生们一个个背过去。
对农加贵来说，生活上的艰辛不算什么，外界的疏离才叫他难受。去镇上开会，别的老师听说农加贵来自“麻风村”，都远远避开他。回到家里，家人也怕染上疾病。面对这一切，他没有离开——因为村民需要他，孩子们需要他。
村民们从微薄的生活补助里凑出钱，给农加贵发工资。担心疾病会传染，每次送钱前，村民都会先把钱放进蒸笼里高温消毒。那份小心翼翼背后的情意，农加贵记了一辈子。
学生逐渐增多，教室不够用，全村出动建校舍。那些因病致残的村民，没有手掌的，用两个手腕夹住锄头干活；不能站立的，用废旧轮胎垫着膝盖跪着干活。还有几位残疾的孤寡老人，家里连工具都没有，就把自家炒菜的锅铲拿出来，跪在工地上搅拌砂浆。
2025年2月18日，在落松地小学，农加贵下课后和学生挥手告别 彭奕凯 摄
1992年，第一届学生毕业，孩子们走出大山参加升学考试。可在给学生填报家庭住址时，农加贵不敢写下大家口中的“麻风村”。在那个年代，这三个字足以让孩子们在外面遭受歧视。
农加贵和村民商量，给村子起个新名字。村里种了很多花生，壮语叫“落松”。小学课本里有一篇课文叫《落花生》，说花生外表朴实无华，果实深埋地下，默默奉献。农加贵觉得，落松地的村民就是这样——身患残疾，内心善良。
从此，“麻风村”变成了落松地村。那一年，他带着孩子们到县城参加升学考试。当得知12名孩子以远超录取线的成绩考入县城中学时，农加贵攥着成绩单，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
1998年，农加贵获得调离机会。离开那天，下着大雨，他骑上摩托车，孩子们在后面追着喊。他骑出很远，但最终在山路上停了下来，掉转车头。当他再次出现在村口时，孩子们欢呼着围上来。那一刻农加贵明白，这里已经是他无法割舍的牵挂。
40年来，农加贵教出12个班共126个孩子。他们中很多人走出大山，成为医生、教师、警察。“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才知道那间教室，放飞的是希望，守巢的总是你……”从这所学校走出去的杨素芹，后来回到了这里。那个曾经趴在农加贵背后蹚过河水去上学的孩子，如今与农加贵并肩而立，成为落松地小学的一名教师。
1998年，农加贵（后排左一）与落松地小学第三届毕业生拍摄毕业合影，杨素芹位于前排右三（资料照片）
夕阳西下，落松地小学操场上空，五星红旗在群山中迎风飘扬。农加贵站在校门口，看着孩子们背着书包跑出校门。40年前，他一个人走进山谷，点燃了教育的微光；如今，他守护的这盏灯，早已刺破往日山间的阴霾，照到更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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