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6月,北京人民大会堂,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正在举行,廖承志的名字出现在国家副主席候选人名单中。谁也没有想到,几天后,这位长期从事统战、宣传和对台工作的老革命,因病离世,终年75岁。
他的一生,有两次入狱格外令人注目。一次发生在红军队伍内部,面对的是张国焘;另一次发生在国民党监狱,面对的是蒋介石。两人立场不同,手段也各异,却都没有把廖承志置于死地。
这并不意味着廖承志没有触碰过危险。恰恰相反,他多次站在刀口上,之所以能够活下来,既有个人信念和处事方式,也与他的家庭背景、革命资历以及复杂的政治影响力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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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承志的父亲廖仲恺,是孙中山的重要助手和国民党左派代表人物。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廖仲恺积极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曾任黄埔军校党代表、广东省政府主席等职。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在广州遇刺身亡。此后,何香凝没有退缩,继续维护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反对国民党右派倒退。她后来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廖承志1908年出生于日本东京,自幼随父母接触革命人士。1924年,他加入中国国民党;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廖承志与国民党右派决裂,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后,他在德国、苏联等地学习和工作,接触国际工人运动,还曾发动华侨和海员参加革命。1932年回国后,他负责全国海员总工会党团工作。1933年被捕获释后,组织将他调往川陕苏区。
真正的险关很快到来。廖承志在红四方面军工作期间,反对张国焘的个人专断,因此被扣上“特务”帽子,开除党籍并关押。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时期制造过肃反扩大化,许多干部遭到错误处理,廖承志自然清楚等待自己的可能是什么。
张国焘没有公开处死他,却让他戴着手铐随部队行动。长征途中,雪山草地本已艰苦,戴镣铐行军更是九死一生。身边同志暗中照看,加上廖承志会画宣传画、刻印刷品,能够为部队服务,他才勉强撑了下来。
他后来写过《戴枷行万里》,记录这段特殊经历。文字里没有一味哀叹,反而带着几分倔强。抵达陕北后,在周恩来等人的帮助下,廖承志恢复党籍,重新投入宣传和统战工作。
1942年香港沦陷后,廖承志参与组织营救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那场行动被称为“秘密大营救”,许多滞留香港的进步人士经东江游击区转移到安全地区。任务完成不久,因叛徒告密,廖承志再次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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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方面曾试图拉拢他,许以职位,也安排人员劝降。廖承志不为所动,在狱中读书、写字、作画,尽量保持正常生活。1945年前后,他被转押到重庆一带的监狱,后来与渣滓洞等看守所产生联系。
蒋介石曾亲自找他谈话,试图借廖仲恺的关系劝他改变立场。廖承志回答得很直接:“我走的是父亲未竟的革命道路。”蒋介石又说:“你可以继承你父亲的遗志。”廖承志随即反问:“真正继承廖仲恺遗志的,难道是背弃三大政策的人吗?”
谈话最终没有结果。蒋介石当然恼怒,却没有下令杀害廖承志。一方面,廖仲恺、何香凝在国民党内部和海外华侨中声望很高;另一方面,廖承志本人的身份也十分特殊,杀掉他势必引起更大政治震动。
1946年,廖承志获释,重新回到革命队伍,先后负责新华社、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以及中央宣传部等方面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参与统战、侨务和对台工作,曾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82年,廖承志发表《致蒋经国先生信》。他没有停留在私人恩怨上,而是以旧日相识为切口,劝蒋经国捐弃前嫌,共同推动祖国统一。信中称“经国吾弟”,既有家世渊源,也有政治分寸。
廖承志与蒋经国少年时代相识,这封信因此具有特殊分量。蒋经国没有公开回应,却通过渠道与大陆保持接触。1983年,廖承志被提名为国家副主席候选人,遗憾的是,会议期间病情突然恶化,于6月10日在北京逝世。
他的母亲何香凝曾任国家重要领导职务,儿子廖承志也成为副国级领导人。那段充满分裂、战争与选择的岁月里,廖承志两度身陷囹圄,却始终没有改换道路,这正是他一生最关键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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