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8年，延安中央党校，王宏坤面对组织谈话时，提出了一个看似“退回去”的请求：新四军第五师师长，他不想当，还是回八路军部队更合适。
这不是推诿，也不是畏惧战斗。对王宏坤而言，真正让他不安的，是自己文化水平有限，又缺少独立负责一个战略区域的经验。打仗，他不怕；担起一方军政大任，他觉得还没有准备好。
王宏坤出身湖北麻城，1926年北伐军进入武汉后，堂兄王树声加入中国共产党，回乡宣传革命。王宏坤受到影响，参加了革命活动。1927年11月黄麻起义爆发，他成为义勇军中的一员，后来进入红军。
那时的部队十分简陋。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刚刚起步，红十一军第三十一师下辖几个大队，每个大队只有几十人，枪械也远谈不上充足。汉阳造算是好武器，许多人手中拿的仍是土枪、大刀和长矛。
王宏坤第一次显出胆识，是在一次打民团的战斗中。部队缴获了几支步枪，撤退时需要有人断后，他主动留下。头部中弹后，鲜血流满脸，他没有立即撤走，而是背起膝盖中弹的战友，一边还击，一边退回根据地。
这种在枪林弹雨中形成的作风，使他很快从普通战士成长为班长、排长、连长。1932年3月，年仅23岁的王宏坤担任红十师师长。两年后，红十师扩编为红四军，他又成为军长。
红四军的干部队伍很有特点。政委周纯全，政治部主任徐立清，所属师长中还有陈再道、张才千等人。干部普遍年轻，却都经历过残酷战斗。王宏坤24岁任军长，并非个别现象，而是那个年代革命队伍迅速成长的缩影。
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后，部队重新调整，王宏坤转任方面军总部副总参谋长。长征途中，朱德曾找他谈话，希望他回红四军继续带队。王宏坤答应把部队带出草地，却提出另一个愿望：“能不能让我到红大学习？”
这句话背后，有一段很少被注意的经历。王宏坤家境贫寒，兄弟六人没有一个真正进过学校。他曾回忆，家旁边就有学堂，每天看着别人家的孩子读书，自己只能羡慕。对一个从战场上成长起来的指挥员来说，读书并不是轻松的选择，而是多年未能实现的愿望。
然而，部队过草地后，战事接连不断，学习计划只得搁置。全面抗战爆发后，红四军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王宏坤任旅长，王维舟任副旅长，耿飚任参谋长。第三八五旅主力东渡黄河，但旅部和第七七〇团留守陕甘宁，承担防卫任务。
工作稍有缓解，王宏坤在延安见到了毛泽东。谈完部队事务，他再次提起上学。毛泽东同意后，王宏坤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一个月毕业后，他仍觉得没有学够，便再次求学。
毛泽东听后笑着问：“有党校，有马列学院，你想去哪里？”王宏坤想了想，回答：“去党校。”毛泽东随后写信，将他介绍到中央党校，校长正是康生。
在党校期间，王宏坤认真学习《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但只读了四个月，组织便找他谈话，准备派他到鄂豫边区，负责组建新四军第五师，并担任师长。
这个任命分量很重。鄂豫边区远离中央，情况复杂，需要建立部队、发动群众、开辟根据地，还要处理地方武装与日伪顽军之间的关系。王宏坤掂量再三，认为自己更熟悉带领野战部队，独立主持一大片区域，能力仍有欠缺。
他找到康生，请对方代自己向毛泽东说明情况。康生答应试一试。几天后，中央作出调整，同意王宏坤回第三八五旅，改由李先念负责鄂豫边区和新四军第五师的组建。这个决定后来被证明十分关键，李先念也由此在中原抗战中打开了局面。
回到部队后，王宏坤率部参加冀南地区的斗争，参与邯郸战役，后来组建纵队，转战大别山和桐柏地区。解放战争时期，他长期在中原战场活动，担任湖北军区副司令员。
有意思的是，1949年以后，他又遇到一次类似的“跨行”任命。毛泽东决定调他到海军工作，担任副司令员。当时海军刚刚建立，司令员肖劲光，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刘道生，参谋长罗舜初，整个领导机构都在摸索中起步。
王宏坤对海军并不熟悉，担心文化基础和专业知识不足，曾对李先念说：“黄牛不能当马骑，我还是不去的好。”李先念劝他，主席既然已经决定，就安心赴任。王宏坤最终离开武汉前往北京，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军种。1961年，他被任命为海军政委，继续参与人民海军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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