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1年2月，杭州开往绍兴的专列上，毛泽东连续听取各地负责人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汇报，车厢里大多是赞扬声，江渭清却一直沉默。毛泽东注意到了，便问：“渭清同志，你为什么不讲话？”
江渭清没有马上回答。不是没有意见，而是知道这件事牵涉面太大。1958年以来，公共食堂几经折腾，农村生活资料越来越紧张，许多地方连锅、碗、柴火都不容易找到。这个话一旦说出口，就很难收回来。
毛泽东再次表示，有意见可以讲，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江渭清这才直截了当地说，食堂耗粮太多，群众自留的鸡鸭猪羊没法养，锅灶碗筷损耗严重，有些干部还借机搞特殊化。更麻烦的是，为了烧火，农村大量砍树。
毛泽东问：“还有呢？”
江渭清答道：“再办下去，恐怕连一汤都喝不上了。”
这几句话并不漂亮，却是从基层情况里抠出来的实话。江渭清没有把问题归咎于群众觉悟，也没有用空话遮掩困难，而是把一笔笔粮食、一件件炊具和一根根被砍掉的树木摆到了桌面上。
有意思的是，他并不主张立刻把食堂全部解散。江渭清解释，停办之前必须把口粮分到户，还要解决锅、碗和烧柴问题，否则“一哄而起”之后再“一哄而散”，群众仍然要吃苦。毛泽东听后表示，应当按江苏的实际情况办理。
这件事后来被纳入1961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农村公共食堂逐步取消。江渭清的作用，不在于说了几句重话，而在于他把政策落地后的具体后果讲清楚了。
这种敢讲，并非临时起意。
1958年9月20日，毛泽东到南京视察。江渭清汇报工作时，毛泽东提出江苏要搞100万吨铁，江渭清当场表示，按当时的条件，恐怕完不成。他还说，全民炼钢效率低、浪费大，说得不好听些，就是“劳民伤财”。
会谈一度停了下来。第二天，毛泽东又找江苏省委几位负责人谈话，询问大家是否同意江渭清的看法。众人一时都比较谨慎，江渭清则补充说，能完成当然好，实在完不成，请主席派人来检查工作。毛泽东回答：“好，就这么办。”
这不是简单的顶嘴。江渭清反对的，是脱离生产实际的高指标和层层加码。早在1958年4月武昌汇报会上，他就对农业“放卫星”提出过不同意见，只是当时各地都在报高产，反对声音很难被听见。
1958年1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武昌召开。会上，各地纷纷汇报粮食亩产几千斤、几万斤，江渭清几次想发言，却被柯庆施拉回座位。毛泽东看到后说，江渭清有意见，就让他讲。
江渭清站起来作检讨，承认江苏也犯了高指标、浮夸风的错误。他说，省委上报粮食产量550亿斤，实际大约只有400亿斤，相差150亿斤。按照虚报的数字安排计划，当然无法完成。
谈到所谓“亩产几万斤”，江渭清没有只说假，而是说明了假是怎样造出来的：把十几亩已经成熟的水稻移到一亩地里，拍照、参观、宣传，便成了所谓高产典型。这样的细节，比一句“存在浮夸”更有分量。
毛泽东听完后说，有错误就检讨，改正就是了。对江苏而言，这次发言也留下了一个尺度：既不能否定总路线，也不能把反对弄虚作假说成反对一切工作。
庐山会议后，江渭清对“反右倾”提出的办法同样很具体：“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他不赞成把正常的政策争论扩大成政治定性。
1959年秋，毛泽东在南京专列上询问江苏情况。江渭清汇报说，江苏有“右倾”思想，但没有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结果，全省被戴上这类帽子的党员干部为254人，约占参加运动党员总数的0.2%，远低于当时全国估计比例。遗憾的是，仍有人因此受到伤害，后来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期间全部得到平反。
江渭清的性格，和他的经历有关。1910年出生的他，早年参加革命，长期在战争和地方工作中任职。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主政江苏、江西，担任省委第一书记时间很长，面对的不是纸面上的数字，而是粮食、工业、市场和群众生活。
1961年12月，毛泽东在无锡听取江苏汇报。江渭清说，虽然集体分配减少，但由于恢复自留地和“十边田”，约七成社员的生活可能比上年好一些。毛泽东认可这种从实际出发的分析，并强调生产队底子薄，要扩大生产队的分配权。
“文革”中，江渭清被打倒，后来毛泽东派人将他接到北京保护。江苏造反派多次要求把他押回南京批斗，也没有得逞。1974年，在复杂局势下，江渭清重新出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结束了长期受冲击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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