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杂记｜《评〈海瑞罢官〉》出笼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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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柯庆施、张春桥、姚文元

老正按：追求历史的真实，是历史研究者的责任。越接近历史真实，才越有面向未来的价值。

原题：“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怎样出笼的？

来源：党史纵横2003年第10期

作者：天磨之

注：本文略有删减。

“四人帮”没有垮台之前，姚文元执笔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下简称《评〈海瑞罢官〉》）被认为是打响“文革”的第一炮。……1991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认为，此文的发表，“成为‘文革’发动的导火线”。这是恰当的。

那么，这到底是一篇什么样的文章？它是怎样出笼的？它的出笼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对此，经历过的可能已经淡忘了原委，未经过的又不太了解真相。所以，回顾是必要的，尤其是细节。

一出历史剧的命运

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著名明史专家吴晗写的。之所以写，是吴晗在毛泽东启示之下配合中央意图的积极行为。

1958年发生的“大跃进”，给国民经济造成了重大损失。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959年中共中央召开庐山会议，准备纠“左”。会上彭德怀上了万言书，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判，纠“左”又转为批“右”。此后，在全国开始反“右倾”。敢讲真话的人闭口了，党内外出现了人人不敢讲真话的现象。毛泽东发现了这一现象。

1959年4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议休息期间，毛泽东同一位大学教授闲谈时了解到：现在人们虽然关心政治，但是不敢讲政治。对具体人、具体事件更不敢讲。毛泽东在会议期间还发现：“少奇等是在我身边多年的战友，在我面前都不敢讲话！”在这次会议期间，上海市委组织了一些文艺活动，放些电影，看几场戏。在安排的戏剧节目中，有一场湘戏叫《生死碑》。这出戏表现了明代贤臣海瑞刚直不阿的形象。毛泽东看后十分感慨，借来《明史》，专门看了《海瑞传》部分，看后更是感慨万分。……于是，毛泽东在4月4日上午的会上，就讲起了海瑞。他希望全党同志要学习海瑞的精神，敢于向皇帝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

会后，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在同吴晗的谈话中介绍了毛泽东这段讲话的内容。吴晗觉得，应当配合中央这一意图，利用自己的历史知识和写作才能，大力宣传海瑞精神。于是，吴晗用了不太长时间就写出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两篇文章，先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

接着，他又应京剧演员马连良之约，写出了《海瑞罢官》的剧本，后来由北京京剧院编排成新编历史剧上演。

1962年7月，江青看了这出戏后认定，《海瑞罢官》是在影射毛泽东，是在为彭德怀翻案，是一株大毒草。她到毛泽东那里讲了自己的看法，向毛泽东提出要批《海瑞罢官》。但是，她的意见没有得到毛泽东的支持。然而，8月，她又单独找中宣部、文化部几位正副部长，谈了要批《海瑞罢官》的意见。可是，这几位正副部长却没有表态。

转眼到了1965年，毛泽东与刘少奇在某些政治问题上早就存在的分歧更大了。毛泽东认定，刘少奇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总头子，是正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正推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他还认为，我们过去搞过多少次斗争，要反掉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但效果不佳。于是，他决心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揭露我们党的“黑暗面”。历史事实证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他对我国政治形势做出错误判断的错误结果。但当时毛泽东就是这样认为的。

发动这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总要有个突破口。毛泽东决定，先从文艺界找突破口。江青是个政治嗅觉相当灵敏的人，她了解到毛泽东的上述意图后，压在她心底多年的要批《海瑞罢官》的欲望再度膨胀。

于是，《海瑞罢官》这出新编历史剧的政治命运发生了剧变——由按照毛泽东的想法而编排出来的一出好戏，一下子变为挨批挨整的“大毒草”。这就是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命运发生剧变的缘由。

（缘由还可参阅：历史杂记｜“文革"导火索——阴谋：江青、姚文元与吴晗）

江青抓住了制造乱子的机会

建国后，江青在一个时期内没做什么工作。一方面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对江青还不十分信任，另一方面是江青确实有点病，她要小病大养。但江青是个不甘寂寞的人，总是要求干点“工作”。六十年代初中央允许她在中宣部挂个不大的职务，参与一点文艺方面的工作。就在这个不算高的岗位上，江青也要搞出点事情来。

江青的职务虽然不高，但身份特殊，中宣部、文化部的正副部长也很尊重她，有时不赞成她的意见，也要硬着头皮洗耳恭听。江青却自不量力，常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动不动就把中宣部、文化部几位正副部长叫到一起作“指示”。这种现象在今天看来反常可笑，但在当时却是真实的。

有这样一个现象：凡是思想极“左”、品质坏的人，总是喜欢通过整人害人，表现他们“最坚持原则”、“最最革命”。江青正是这样的人。整人总要有目标、有事实。江青到处寻找，首先在文艺界寻找。

1962年，江青提出要批《海瑞罢官》时，不仅没有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还在当时的中宣部、文化部几位正副部长前碰了个软钉子。这使江青大为生气。早在那个时候（1962年）江青就曾自己单独找人写文章批《海瑞罢官》。一开始，她找到了50年代曾写文章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作者——李希凡。她想，当年李希凡是她支持过的，她对李有“恩”，李会给她面子。又想，李希凡是敢于出手“批判”的人。他当年敢于批大权威俞平伯，敢和当年支持俞平伯的周扬对着干，肯定有胆量。于是，她找到李希凡，要李希凡写文章批《海瑞罢官》。出乎江青意料的是，李希凡对江青要批《海瑞罢官》有不同意见。李当面不好驳江青的面子，但神态上却表现出了犹豫不定的情绪来。对此，江青大为恼火。她讽刺李希凡说：小人物成了大人物，就失去了朝气，失去了傲气。

江青找谁，谁都不愿意写。她连连碰钉子，因此她批《海瑞罢官》的打算，从1962年起，有好几年没有实现。江青这一口气一直憋了好几年。但是不管等待几年，她总要打下去这一棍子。她有这个性格，有这个决心。现在机会来了，她又要活动找人写文章批《海瑞罢官》了。

和一切极左的人一样，江青是个咬住人不松口，心地歹毒阴狠的人。此次她要找人写文章批《海瑞罢官》，是已经想把人置于死地，并且把中宣部、文化部几位正副部长也列入必须整倒的范围之内。因此这次她再找人写文章批《海瑞罢官》，目光已经不放在学者范围内了。她要找政治上的重量级人物支持她，找可以造成影响的人写一篇政治性很强的文章，并且借此在全国掀起一场政治大风浪。

早在1963年。江青就曾在上海市委主要领导人的支持下，搞了《“有鬼无害”论》一文，在《文汇报》上发表，然后由上海波及全国，在全国文化界掀起了一股打棍子、扣帽子的歪风邪气。有了搞《“有鬼无害”论》这个缘分，江青也就有了对上海市委主要领导人的信任。此次她要找人写文章批《海瑞罢官》，自然想到了上海。那里有大头目支持她，有张春桥这个十分听话、十分得力的市委领导干部“一丝不苟”地落实她的指示，她十分放心。

…… ……

江青指挥、姚文元执笔、张春桥参与

1965年初，江青到上海找到了柯庆施，提出要批《海瑞罢官》。当时柯庆施是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一向善于把握当时中央的政治动向，揣摸毛泽东的意图，然后在上海找人写文章迎合毛泽东的意图。

当年，就是这个柯庆施，揣摸到毛泽东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意图时，回到上海，让张春桥写了一篇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毛泽东注意到了这篇文章，张春桥由此进入毛泽东的视线，柯庆施也得到了毛泽东的更加信任。60年代初毛泽东与刘少奇发生政见分歧时，柯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就已经受到了毛泽东的器重。他当上中央政治局委员后，对中央的情况了解得更多，与江青来往更密切。当江青找到柯庆施提出要找人写文章批《海瑞罢官》时，柯庆施当即表态支持，很重视江青交给他办的这件事。经过仔细考虑，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他最得意、也是当时被称为上海市委“笔杆子”的张春桥。张春桥不敢怠慢。他开始积极行动，物色笔杆子。

张春桥把目光投放在了姚文元的身上。姚文元是姚蓬子的儿子。姚蓬子在旧社会是个文人，爱舞文弄墨，有一定名气。

姚文元受父亲影响，从青年时起，就爱写个小文章什么的。后来，姚文元开始专门搞文艺评论。他模仿鲁迅的笔法，写过不少文艺评论文章，还写过不少杂文。经常在《文汇报》上发表，也曾出版过杂文和文艺评论方面的小册子，逐渐出了点名，因此被张春桥纳入视线。在张春桥的提拔下，姚文元不仅成了《解放日报》的要人，而且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上海市委写作班子，成了张春桥手下头一号笔杆子。当时，影响上海、影响全国的一些文章，都是张春桥授意姚文元写的。张春桥对姚文元一直十分满意。此次张春桥接受了批《海瑞罢官》的任务，自然想到了姚文元。

张春桥给姚文元交代了这件事。姚文元本就是一个满脑子极左思想的人，当然与江青、张春桥的看法一拍即合。此外，这又是江青这个特殊人物交代的特殊任务，姚文元怎么能不卖力气呢？再说，姚文元在政治上很敏感，他知道写这篇文章的政治分量。而且，姚文元对《海瑞罢官》也有看法。于是，他十分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为了保密，张春桥要求姚文元对别人不要说写批《海瑞罢官》的文章。

姚文元找到《解放日报》负责人王维说：近几天我要给市委写点东西，报社的工作恐怕顾不上了。《解放日报》负责人知道姚文元经常由市委单独叫去写文章，也不便过问，就说，你去好了。于是，姚文元摆脱了一切日常工作，在做了充分历史资料准备之后，一连几天废寝忘食，拿出了初稿。

江青、张春桥看了初稿后表示很满意，但又觉得有些不足。于是，江青与张春桥研究决定，对姚文元写出的初稿再进行修改。讨论和修改文章，一开始是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这一小范围内进行的。1965年12月10日，张春桥在上海的一次讨论会上讲了他们修改《评〈海瑞罢官〉》一文的经过。他说：我们组织写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时，“决不声张”，姚文元拿出初稿后，先由他修改，然后由我们（即是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人）再研究。搞到第六稿，才在小范围内找四、五个人讨论，反复修改。八月底又搞出修改稿，才发给十几个人征求意见。发表的时候，已经是八个多月，第十稿了。

1967年4月12日，江青自己也说了搞这篇文章的经过。她说：“我在革命现代京剧汇演以前，做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为怕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呢！⋯⋯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江青这段话，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他们搞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是采用了阴谋手段的。姚文元在这场阴谋中扮演了“炮手”的角色。

这就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产生的经过。

这一炮放得很怪

姚文元造好《评〈海瑞罢官〉》这一发“毒炮弹”之后，怎么把它放出去，江青颇费了一番脑筋。

按江青当时的想法，是要在北京先发表。因为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这样的党报上率先发表的话，政治分量重，影响也大。但是当江青拿着这篇文章要求北京一些大报发表时，北京各个主要报刊却都不买江青的账，不发表这篇文章。于是江青又回到了上海，要求先在《文汇报》上发表，得到了上海市委主要领导的支持。

1965年11月10日，由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文，在上海《文汇报》上公开发表了。由江青亲自策划的这一炮终于打响了。

（参阅：资料备忘｜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全文））

《评〈海瑞罢官〉》的主要内容的核心点，是把《海瑞罢官》与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站在“高度的政治原则”立场上对《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进行批判。

该文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毫无根据地同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到一起，硬说“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是毒草。

这篇文章硬往政治上扯，主要是为了迎合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把《海瑞罢官》同当时所谓的“修正主义路线”联系起来，从而点明中央内部有严重的政治分歧，目前要集中精力搞倒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所以说，此文实际上是一篇政治性极强的文章。

文章政治性强，也不要紧。如果通过正常途径发表，各报刊自然有一种审稿选稿的选择和制约机制。但是，江青他们偏偏不走正常渠道，不受报刊选择机制的制约，而是要绕开正常途径，另搞一套。因此，《评〈海瑞罢官〉》这一炮放得很怪，也就不足为奇了。对这一点，不仅今天研究历史的人们认识到了，就是当时有政治头脑的人也看到了。

这一炮究竟怪在何处？

首先，这篇政治性极强，对全国政治局势起重要影响的文章，却以文艺评论形式出现，借对文艺作品《海瑞罢官》进行评论而联系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共中央内部政见分歧，明确表明了一种政治观点。这种政治性的文章由在文艺评论界的小名人姚文元写作。其怪一也。

其次，这篇政治性极强的文章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也不在北京主要报纸上发表，却在上海的《文汇报》上发表。隔了将近20天，北京各报，包括《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在政治压力下才转载了此文。先在地方报纸上发表，再由《人民日报》等中央主要报刊转载，其怪二也。

第三，这篇文章是在江青亲自主持下，由张春桥、姚文元几个人一起搞出来的，却只署当时地位较低的姚文元的名字，其怪三也。

第四，这篇文章的要害之处，在于点明了中央高层的政治分歧，但在表面上看，其矛头却指向北京市委，批的是当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其怪四也。

第五，这篇文章发表后，上海、浙江、江苏、福建、山东、安徽、江西的省市一级报纸很快转载了此文，其他各省报纸则观望了很长时间才转载。为什么华东各地报纸一致支持这篇文章，而其他各省市却迟迟不表态，其怪五也。

以上五怪证明了这样一个简单道理：这篇有来头又气势汹汹的文章中所表露的政治观点，并没有得到全党多数人的赞成。

《评〈海瑞罢官〉》

发表后引起的分歧

《评〈海瑞罢官〉》一文发表后，在中央内部引发了分歧。这种分岐对中国政局影响很大。

《评〈海瑞罢官〉》在《文汇报》上发表后，不仅当时的中央高级干部都从中嗅出了政治味道，而且从事理论宣传和文艺工作的干部们也感到这篇文章非同寻常。

于是，他们都对是否转载这篇文章持慎重态度。因此，该文发表后，中央一些报刊均未转载此文，这引起了支持这篇文章的毛泽东的不满。毛泽东示意中央报刊转载此文后，中央一些报刊才陆续转载。当时，在是不是转载这篇文章的问题上，已经暴露出了中央内部意见的不同。

但是，《评〈海瑞罢官〉》的发表，直接受冲击的还是北京市委。因为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该文给他所写的《海瑞罢官》剧本扣上十分沉重的政治帽子。在这十分沉重的政治帽子下，北京市委是有“政治责任”的，而且是必须表示态度的。

当时，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他不赞成文章中的观点，也感到吴晗是冤枉的。因此，他不能支持这篇文章，同时，他也要保护吴晗。另一方面，他深知这篇文章是得到毛泽东支持的。他要维护毛泽东的威信，不能公开与这篇文章唱反调。于是，他采取了在当时来说比较稳妥的办法处理此事。彭真专门从上海找来11月10日那张《文汇报》（当时《文汇报》只在上海印刷）。他仔细阅读了《评〈海瑞罢官〉》一文后，在北京市委内部公开表示：《北京日报》不转载此文。此后，彭真一直把文章引起的争论圈定在学术争论范围内。

彭真这样做，也是煞费苦心的。他想到：把争论圈定在学术范围，谁都可以发表不同意见，吴晗当然也可以谈自己的观点，为自己辩白。这不仅有利于搞清是非，也是发扬民主的正途。同时，这样做，也给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面子。因为在“学术争论”中，他们当然也可以有“一家之言”。把争论圈定在学术范围之内，既可以避免引发政治上的分歧，又可以保护吴晗。但是，事与愿违，彭真的这番苦心，并没有收到好的效果。因为毛泽东支持《评〈海瑞罢官〉》的目的，就是要解决党内路线问题。毛泽东对中央一些报刊不转载《评〈海瑞罢官〉》很生气。彭真知道后，又得知《解放军报》、《人民日报》等报刊要转载此文，他没办法，只好指示《北京日报》也转载此文，但他仍把争论限定在“学术范围”。

《评〈海瑞罢官〉》一文的发表，给当时的中央书记处出了难题。如果《人民日报》立即转载此文，肯定会把中央的重大政治分歧摆在全国面前，而中央书记处中，多数人是不赞成文章中的观点的。如果不转载此文，又知道此文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会违背毛泽东的意志。于是，中央书记处采取了慎重的态度，一直拖延转载此文的时间。但毛泽东的意见是要中央报刊转载此文。没办法，拖了十九天后，《人民日报》才于11月30日转载此文。为转载此文，中央书记处也费了一番苦心。书记处在决定转载此文时，加了一篇经过周恩来修改的按语。按语强调要把文章引起的争论，作为学术问题展开讨论，允许批评的自由，也允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要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书记处加上这篇按语的目的，是把争论限定在“学术”范围，避免引发重大政治问题的论战，同时也维护了毛泽东的威信，保护了受冤枉的吴晗等人。同时，中央书记处多数同志考虑到：按语报送周恩来修改后发表，凭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信任，毛泽东也不会对按语进行严厉的批评。

但是中央书记处的这番苦心，同样事与愿违，没有收到好的效果。毛泽东在《评〈海瑞罢官〉》一文发表不久，就到山东、安徽、江苏、上海视察。一路上，毛泽东在会见地方党政军领导同志时，反复强调：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毛泽东公开表示，支持《评〈海瑞罢官〉》。毛泽东的谈话，对中央和地方领导都是一个不小的触动。于是，政治风向变了，全国各地主要报刊在转载《评〈海瑞罢官〉》一文时，掀起了一股批修正主义的风。

1965年12月8日，《红旗》杂志发表了批判翦伯赞、吴晗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该文的观点，与姚文元的文章是一致的，并且不点名地批判了翦伯赞和吴晗这两位著名史学家，给他们都扣上了“政治问题”的大帽子。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的一次谈话中，专门提到了姚文元、戚本禹的文章，他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毛泽东的这番话，无疑是对姚、戚二人文章的肯定，而且表明：毛泽东赞成点名批判吴晗，这样，就从政治上判定了吴晗“问题”的性质。

毛泽东在谈话中还指出：“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庐山会议是讨论工作的，原来打算开半个月，会议快结束了，彭德怀跳出来。他说：你们在延安骂了我四十天的娘，我骂你们二十天的娘还不行！人就是要骂娘的。”

毛泽东的这个谈话，实际上把《评〈海瑞罢官〉》后面所包含的内容点明了。这个内容，不是学术争论问题，也不是一般的认识上的错误问题，而是党内路线斗争这一重大政治问题。这个路线斗争的重大政治问题，上溯至1958年庐山会议上的斗争，并由此引起1961年的党内争论。这个争论发展到1965年，已成为要不要搞“修正主义”的问题了。

毛泽东的意图十分明确，他要坚持他自己认为是正确的观点，出发点是好的，他想把中国的经济建设搞快一点，尽快超英赶美，建成社会主义。同时，他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也十分警惕，担心中国也会出苏联那样的“修正主义”问题。江青的打算则与毛泽东根本不同。她是想借此整人，搞倒一批干部，甚至高级干部。她实际上是在利用毛泽东的看法。

因此，毛泽东的上述这番谈话，使江青长出了一口气。她认为自己抓到了法宝，于是，她让人尽快整理出毛泽东的谈话记录，在中央内部印发。

毛泽东谈话记录在中央内部的印发，使政治形势急转直下：“学术争论”被否定了，思想政治上的“两条路线”斗争明朗化了，接下来，人们需要选择的，就是站在哪条路线上的问题了。站在哪条路线上，又和具体的人联系在一起。与毛泽东对立的人显然不是指吴晗，也不是指早已被罢官的彭德怀，而是在中央的更高层。这样，就差没点刘少奇的名了。

毛泽东谈话的印发，又引出了一些投机者。一些人闻风而动，赶紧写文章点名批评吴晗，并且直指“罢官”这个要害。戚本禹更是兴奋异常，他又赶写了一篇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关锋也赶写了一篇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些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使在“政治”上“路线”上批《海瑞罢官》，一时成了潮流，“学术争沦”的提法，再也没有人敢说了。……吴晗在劫难逃了。

其实《评〈海瑞罢官〉》引发的分歧的实质，不是要不要保护吴晗这个具体人的问题，而是如何对待党内不同意见的问题。持不赞成《评〈海瑞罢官〉》一文意见的同志，主观愿望是好的。他们主张：党内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应当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不应当扯到“路线斗争”上去，更不能把党内同志当成敌人。同时，不能把文学艺术问题上的争论扯到政治上去，应当划清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的界限。持有这种观点者有很多人，周恩来、彭真就是其中的代表。

然而，这种正确意见，当时被压了下去。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秩序被打乱了，《评〈海瑞罢官〉》一文在全国的恶劣影响，也就逐渐彰显出来了。

《评〈海瑞罢官〉》

一文的恶劣影响

《评〈海瑞罢官〉》一文发表后，在全国造成了恶劣影响。

首先，这篇文章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这篇文章的内容，实际上涉及到1958年以来的中共中央内部的政治分歧，而其重点，则是1961年以来中央领导层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的分歧。文章攻击的矛头不是吴晗，也不是北京市委，而是中央其他领导人。毛泽东公开表态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后，对该文的态度，已成为划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了。由此，又引发了“二月提纲”问题，彭罗陆杨问题。“文革”的发生，已是势所必然。

其次，这篇文章开了捕风捉影、无限上纲、不讲道理、不讲学术研究，而是乱扣帽子、乱打棍子的先河。它发表后，国内不少报刊仿而效之，把学术上的不同认识上升为政治问题，又进一步把所谓的政治问题上纲为反党、反社会主义问题。文艺界、理论界有不少人被扣上了“反动”帽子。“文化大革命”中，此种风气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再次，这篇文章的发表，暗示中央内部存在严重政治分歧，并引发了一场政治色彩很浓的大论战。这场大论战很快在全国蔓延。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的批判运动，也是从此展开的。

今天，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们当然已经确认：《评〈海瑞罢官〉》是一个对社会进步起负面作用的文章。但我们研究历史，远不能仅止于此，而应该从中悟出一些道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