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正一个流行说法：永嘉包产到户的批判，不是一道“分水岭”

2021年党史学习教育之后，省、市、县三级媒体推出过不少视频报道。我这几年陆陆续续看了一些，发现它们讲永嘉包产到户时，几乎都绕不开一个说法：1956年11月《浙南大众报》那篇批评一出，永嘉包产到户就算完了，从此由盛转衰。这个说法流传很广，但跟史料对不上，有必要纠正。

真实过程要黏糊得多。不是某个月份一刀切，而是此后近一年里，上头压力一点点加码，支持与反对两种力量来回拉扯，最后才把它压下去。这些媒体有心宣传永嘉包产到户，却未必认真查证过时间线。

《中国共产党永嘉历史》第二卷第199页写得很清楚：“1957年2月下旬，《浙南大众报》于1956年11月发表的《不能采取倒退的做法》等批判文章，通过媒体传达中央领导后，永嘉的包产到户面临更严峻的形势。”

既然到了1957年2月才“面临更严峻的形势”，说明截至彼时，永嘉包产到户仍在坚持，并未“由盛转衰”。

一、时间线不是一刀切

1956年5月，中共永嘉县委书记李桂茂召开常委会，议题是要不要搞包产到户试验。会上赞成和反对各4票，僵住了。李桂茂拍板，在燎原社试点。月底，以戴洁天为组长的县委工作组进驻燎原社，开始新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试点探索。

经过2个多月的试点工作，包产到户在燎原社全面推行。10月1日，县委召开农村干部会议，部署全县包产到户试点和推广工作。此后，永嘉包产到户快速发展。

1956年11月19日，温州地委机关报《浙南大众报》发表《不能采取倒退的做法》，批评永嘉包产到户。但批评归批评，试验并没有马上停。

相反，11月26日，中共浙江省委分管农业的书记林乎加在全省报刊工作会议上说：“现在合作社要研究体制问题。”这话跟地委机关报的调门明显不同。

二、批评之后，反而达到峰值

1957年1月4日，中共浙江省委召开调查研究座谈会，点名让县委派人参加，专题谈包产到户。李云河、戴洁天到会，戴洁天汇报了燎原社情况。

林乎加听完明确表态：“永嘉提的四句话基本上是对的。”还当面驳了“倒退论”：“有人讲永嘉的办法是‘倒退’，是‘小农经济’，这是不对的，是站不住脚的理论。社队都保存下来，怎么会成单干呢？”

1月27日，省委机关报《浙江日报》全文刊登李云河写的《“专管制”和“包产到户”是解决社内主要矛盾的好办法》。省委机关报公开为包产到户说话，影响不小。党史专家廖盖隆后来称它是“全面阐明包产到户责任制的第一篇论文”。

这一连串动作下来，包产到户不但没被压住，反而继续往上走。到1957年2月，永嘉全县637个合作社中，有255个搞了包产到户，入社农户占全县总农户的42%；整个温州地区有1000多个高级社、17.8万多农户跟着搞。

这个峰值，出现在《浙南大众报》批评之后近三个月，也出现在省委肯定和党报发文之后。

三、压力一步步加码

但省委的肯定没压住地委的反对。

林乎加表态后不到两个月，形势变了。1957年3月8日，永嘉县委被迫作出“彻底纠正包产到户”的决定，包产到户被明令禁止，县委跟着改组。

有材料说，省委曾责令永嘉纠正，李桂茂、李云河、戴洁天等人都表示反对并抵制，但没用，最后职务被撤、调离。这个“纠正”决定不是县委自己想做的，是上头压力压下来的。李桂茂虽违心纠正，仍想给燎原社留点余地。

1957年7月3日，永嘉县委又开会研究纠正包产到户。此时离3月8日已过去近四个月，包产到户在基层并未完全停住，县委内部争论仍在继续。

会上，李云河引用邓子恢讲话和中央批转广东报告中关于某些地区“也可以包产到组（或到户）”的内容进行抵制，但发言被多数人批评。这说明，即使明令纠正，县委内部也没完全放弃为包产到户说话。

7月31日，《浙南大众报》发表评论《打倒“包产到户”，保卫合作化》，列了“十大祸害”，说“发展下去是资本主义道路”。随后浙江省党代会上，批判大字报铺天盖地，有一张把包产到户说成“资本主义”产品，把林乎加列为“检验员”、浙江省委列为“产品鉴定机关”，矛头也指向了之前支持过包产到户的省委领导。

8月8日至13日，中共温州地委扩大会议点名批李云河，认定包产到户是“原则性、路线性的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8月23日，李云河被责令在《浙南大众报》上检讨。10月13日，《人民日报》公开点名批评李云河，把温州地区包产到户定性为“离开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则性路线性的错误”。

对当事人的组织处理，集中在1958年2月至6月。省委和地委结合整风和反右运动，对永嘉县主张包产到户的人作出处理：县委书记李桂茂被定为中右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工资由13级降至16级；县委副书记李云河被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下放工厂劳动；戴洁天被戴上“右派”的帽子（10月还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送回原籍管制劳动。

四、真正的问题在哪

把这些时间点连起来看，永嘉包产到户挨整的过程不是1956年11月某一天突然完成的。它是一条链子：

地委机关报批评（1956年11月）→省委领导肯定与党报发文辩护（1957年1月）→达到峰值（1957年2月）→组织压力下被迫叫停与县委改组（1957年3月）→地委和省级党报升级批判（1957年7—8月）→《人民日报》点名定性（1957年10月）→组织处理集中落地（1958年2—6月）。

一环扣一环，逐步升级。

这中间，上头一直有两种力量较劲。省委分管书记林乎加1957年1月还公开肯定包产到户，省委机关报《浙江日报》1月27日还公开发表为包产到户辩护的文章；但温州地委机关报《浙南大众报》从1956年11月就开始批，1957年7月后升级为全面声讨，最后通过向更高层反映和反右运动叠加，把支持一方压了下去。

永嘉就夹在两种力量中间，它的“纠正”决定是在压力一步步加码中被迫做的，不是哪个日期之后就“一边倒”地转了向。

所以，把1956年11月的批评当成一道“分水岭”，问题在哪儿？它解释不了1957年1月省委的肯定，解释不了1957年春包产到户在全县达到42%农户覆盖率的峰值，也解释不了3月8日之后李云河还在县委会议上公开抵制。

真正该记住的，不是某一个“分水岭”日期，而是这场试验在支持与反对的夹缝里硬撑了近一年，还在压力中一度覆盖全县近半数农户。

我以上的“纠正”，依据的是权威党史结论，纠正的是与结论不符的时间线表述。

说得不对的地方，请方家指正。

主要参考资料：

1. 温州市瓯海区档案局编：《中国燎原社》
2. 《浙南大众报》1956年11月19日、1957年7月31日
3. 《浙江日报》1957年1月27日
4. 《人民日报》1957年10月13日
5. 李云河：《关于“包产到户”的来龙去脉》
6. 中共永嘉县委相关档案材料
7. 《中国共产党永嘉历史（第二卷）》相关章节
8. 《中国共产党浙江历史（第二卷）》相关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