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岁不生孩子有错吗？以色列妈妈急得不行，女儿被压得喘不过气

在以色列，女性可以选择何时生育，但能否选择不生育？从美国众议员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分享冻卵视频，到一位特拉维夫祖母在生日时的建议，一对以色列母女探讨了关于冻卵、保存生育力与生育压力的议题。

信息很明确：生育是一件充满复杂与危险的事，没有孩子的人生似乎不值得过。因此，我用了10年、经历了8次妊娠，才生下3个存活的孩子——医生称之为“能带回家的婴儿”——对此我并不感到意外。

但另一方面，我从未真正选择过成为母亲。对我和丈夫而言，生儿育女就像长牙、青春期或变老一样，是人生的自然阶段。尽管过程艰难，它终究会发生，因为它似乎注定要发生。或许这也解释了，我为何难以接受大女儿妮灿的选择。她33岁了，至今还没有让我成为祖母。这种感受多少有些自私。

在以色列，社会普遍要求女性至少生育两个孩子。根据以色列陶布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的数据，2023年，以色列女性平均生育2.84个孩子。这一要求还意味着，女性要解决出现的一切生育问题，即使成功概率已微乎其微，也要继续尝试。

特拉维夫谢巴医疗中心体外受精科的低温储存罐。国家积极参与保障人们成为父母的权利：在以色列，直到生育第二个孩子之前，生育技术均可获得全额公共资助。以色列国家审计长2024年关于体外受精的特别报告显示，以色列育龄女性人均体外受精周期数居全球首位，但治疗成功率相对较低。这种看似矛盾的差距，源于以色列不同于其他国家：即使成功希望极低，国家仍会资助生育治疗。

法律对此作出明确规定。对于共同没有子女的伴侣，以及没有子女的单身女性，国家必须为其第一胎和第二胎提供不孕诊断、治疗及体外受精资助，且治疗周期次数不设上限。女性使用自己的卵子时，资助可持续至45岁；使用捐赠卵子，或使用在45岁前冷冻的本人卵子时，则可持续至54岁。

没有其他国家的资助政策能够达到、甚至接近以色列的水平。法国公共医疗系统最多资助4轮体外受精；丹麦和荷兰最多资助3轮；美国则主要依靠私人支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色列的资助政策始终未变，尽管体外受精技术已不断进步。女性使用刚刚取出的新鲜卵子进行受精时，成功率会在40岁后急剧下降：40岁时约为15%，45岁时则不足1%。

由于卵子质量会随年龄迅速下降，近年来，以色列医学界一些人士试图为使用新鲜卵子的治疗设定更低的年龄上限，但面对持续的公众和政治反对，这一尝试没有成功。他们推动女性在更年轻时了解冻卵，以保存卵子质量；也推动扩大基于社会原因保存生育力的补贴，鼓励30多岁的女性冷冻卵子。

“以色列育龄女性人均体外受精周期数居世界首位，且在生育第二个孩子前，生育技术可获得全额资助。”其思路是，42岁女性若使用32岁时冷冻的卵子，成功接受生育治疗的几率会远高于未曾冻卵的情况。费用又如何？在以色列，一名年轻女性每个治疗周期约需支付3500谢克尔，约合950美元。通过公共医疗服务的补充保险，女性最多可获得3个补贴周期。

如果没有补贴，每个周期费用为7500至17000谢克尔，约合2000至4600美元。与之相比，美国年轻女性每个冻卵周期的费用为14364美元。大部分美国保险计划不承担非医疗必要的冻卵费用；2025年，只有约22%的大型雇主——即雇员人数不少于500人的企业——提供相关保障。因此，多数女性只能自费。

而所谓“自主冻卵”或“基于社会原因保存生育力”，究竟有什么不好？你花两周时间接受激素注射，短暂住进日间病房，在镇静状态下取卵，换来的就是让生物钟暂停。为什么不呢？美国联邦众议员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举起手机，向镜头靠近，露出微笑。她告诉观众，自己28岁时开始政治生涯，此后的岁月让她不断思考女性在社会和政治中的位置。

她说，普通人可以私下犯错，而民选官员的错误则发生在公众面前。在这段独白进行了很久之后，她告诉观众，自己最近决定开始保存生育力，也就是“冻卵”。她将这一决定与经济因素、女性对自身身体认知的不足，以及美国社会的状况联系起来。

她说，冻卵让自己觉得对生活有更多掌控，也让她感到自己拥有力量。她将这称为一种特权，并指出，技术进步不仅使这种选择成为可能，也让这一过程在经济上更容易负担。在随后的视频中，她坐在沙发上，身边趴着狗，拍摄自己注射的过程，并对这一行为加以讲述。36岁的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单身，工作压力很大。她向观众、向那些女性观众说：“别对此感到奇怪。”

从奥卡西奥-科尔特斯的话语中，冻卵显得正常、自然，甚至是一种负责任且具有女性主义色彩的选择。她并非个例。在以色列和其他地方，冻卵已成为“人们讨论的话题”。女性不再只是在候诊时低声谈论它，也会在办公室、酒吧和社交聚会上谈起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