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称被男童“摸臀”，类似事件在美国怎么处理？

注：本文作者为原平方教授，特此声明。

9月8日，“女子称被4岁男童摸臀”一事引发关注。

监控画面显示，8月26日，长沙一家餐厅一名4岁男童在跑动过程中，经过一位叫小陈的女子身边时，手部触碰到女子。该女子称“被4岁男童摸臀”，并要求男童父母书面道歉并承诺管教孩子。

小陈回忆，在确认不存在其他人可以从别的角度碰到自己之后，她当即喝止男童，让对方站住不要跑，但男童依旧四处跑动，小陈便上前将其抓住。男童被抓住后当场哭泣，脖子出现勒痕，几乎同时男童家长赶到了现场。

事后，男童家长道歉并赔付医药费，但表示孩子只是奔跑时不慎意外触碰，并非故意行为。至于小陈所提出的书面道歉等诉求，则需小陈为其抓孩子时造成的损伤道歉，双方因此出现分歧。警方三次介入调解都没谈拢，女子便准备走诉讼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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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这一事件进入舆论场，各家媒体纷纷发声批评，甚至人民日报也发文评“4岁男童被指摸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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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如果这一所谓“男童摸臀事件”发生在美国，4岁男童不会被以任何罪名起诉，不是“大概率不会”，而是法律上根本不可能。真正会被戴上手铐的，是那个抓住他衣领不放的成年人。

2023年9月28日，弗吉尼亚州伍德布里奇市贝尔维尔中学，61岁的特殊教育教师特蕾莎·怀特在学校食堂与一名11岁男学生发生冲突，抓住其颈部，导致学生颈部留下明显痕迹。学校查看监控后没有进行任何调解，直接通知警方和儿童保护机构。警方随后以“袭击和殴打罪”将怀特逮捕。怀特声称是男童先挑起事端，不过警方的回应简单而冷硬：男童是未成年人，在任何冲突中，成人不能采用过激行为。

这个故事的意义不在于怀特本人，而在于它揭示的制度逻辑：美国法律体系处理这类事件时，走的是一条完全不同于“调解”的路径。如果长沙事件发生在美国，整个案件会被切割为两条独立的法律评价路径——4岁幼儿不会成为刑事被告人，而动手伤害幼童的成年人，才是唯一可能被送上法庭的一方。

为什么4岁男童不可能被起诉？答案写在刑法典的第一章里。

华盛顿州修订法典RCW 9A.04.050规定：8岁以下儿童不具备犯罪能力，8岁至12岁儿童被推定不具备犯罪能力，除非有证据证明其“具有足够的理解能力，知道该行为是错误的”。4岁男童远低于这一门槛。得克萨斯州刑法典第8.07条同样规定，15岁以下的人不得因任何罪行被起诉或定罪。在Turley案中，得州上诉法院裁定，一名4岁女童在法律上不可能“明知”地从事卖淫行为，因为14岁以下的儿童缺乏对性行为作出同意的心理能力。

更根本的问题在于犯罪意图。美国性犯罪刑法要求检方证明被告具有“明知”或“故意”的主观心态——性接触犯罪要求“故意而非意外的触碰”。一个4岁男童在跑动中手臂摆动触碰到他人身体，在法律上的定性只能是意外接触，而非任何形式的性侵犯。检方无法完成“犯罪意图”的举证，刑事程序在第一步就无法启动。

真正启动法律机器的，是强制报告制度。

美国各州的强制报告法要求教师、学校管理人员、医护人员等在“有合理理由怀疑”儿童遭受虐待或涉及性不当行为时，必须向执法部门或儿童保护服务机构报告。触发标准是“合理怀疑”，而非“证据确凿”。

俄克拉荷马州参议院第1733号法案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制度：学校在收到任何儿童性虐待指控后，必须在24小时内向执法部门报告，且报告必须在学校层面的任何调查开始之前完成。学校调查人员和管理人员在执法部门收到通知并有机会约谈相关人员之前，被禁止进行相关访谈或启动纪律程序。得克萨斯州行政法典同样要求，涉及公立或私立学校的虐待或忽视报告，必须在收到后24小时内通知执法部门。

这意味着：在长沙事件中，如果有人向学校或儿童保护机构报告了“4岁男童触碰女性臀部”的事件，执法部门和CPS会在24小时内介入。介入的对象不仅是男童及其家庭，更包括那个抓住男童衣领不放的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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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男童衣领的女子，在美国面临的是逮捕，不是调解。

怀特案的核心法律逻辑，即“不对等过错原则”，同样适用于长沙事件中的女子。在美国法律框架下，成年人对未成年人使用过激肢体行为，即使声称“对方先挑起事端”，也不构成法律上的抗辩理由。弗吉尼亚州法律下，成年人在与未成年人的肢体冲突中不存在“对等过错”的抗辩空间，原因在于成年人对儿童使用过度武力，本身就是独立的犯罪行为。

怀特被以“袭击和殴打罪”逮捕，警方与儿童保护服务机构协调调查，她随后被停职。长沙事件中女子抓住男童衣领致其颈部留下勒痕，持续时间约1分50秒，这在美国法律下的定性同样清晰：对未成年人的攻击行为。警方看到监控录像后，会直接启动刑事程序，同时通知CPS评估男童的安全状况。三轮调解、双方各执一词、要求“书面道歉”，所有这些在长沙事件中耗费数日的程序，在强制报告制度下会在第一个24小时内被跳过。

男童的父母同样无法置身事外。

强制报告制度并不区分“受害者家庭”和“加害者家庭”。一旦CPS介入，调查对象是儿童所处的整体安全环境。CPS的调查有严格的时限要求：紧急响应须在24小时内完成，调查通常须在45至60天内完成。CPS调查人员会分别与男童及其父母进行面对面接触，评估儿童的安全状况和家庭功能，观察儿童是否有遭受虐待的身体迹象。

如果CPS认定男童父母在公共场所对幼童的监管存在疏忽，这可能被纳入儿童忽视的评估范围。芝加哥公立学校的政策将“忽视儿童”定义为“未获得适当支持、医疗或补救照顾”的儿童。男童父亲在事后对峙中使用的言辞，据报道他曾对女子说“你屁股是什么做的”这句话，虽然不构成独立的刑事犯罪，但可能被作为评估家庭环境稳定性的参考因素。

两条程序线平行推进，互不干扰，也不存在“谁对谁错”的裁决需求。

法律机器的运转逻辑是：男童的行为不构成任何可追诉的犯罪（年龄和意图双重缺失）；女子的过激行为构成对未成年人的攻击（刑事逮捕）；男童的家庭环境接受CPS评估（儿童保护程序）。这三条线同时推进，每一条都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和程序规则，不存在需要“调解”的模糊地带。

怀特案中警方的理由——男童是未成年人，在任何冲突中成人不能采用过激行为——正是这一原则的直接表达。这一原则的核心不在于道德命题，而在于一个法律技术判断：当冲突双方的力量、认知能力和法律地位存在根本性不对等时，法律不能以“对等过错”的框架来分配责任。

美国法律将幼童视为需要绝对保护的对象，而非行为主体。

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保护幼童不因其不理解的行为受到追诉；强制报告制度保护幼童不因成年人的沉默而持续处于危险之中；对成年人过度行为的零容忍保护幼童不因力量不对等而遭受身体伤害。这三个维度共同构成了一个闭环：幼童在法律上不被视为“行为主体”，而是“受保护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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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个4岁男童在跑动中触碰他人臀部，在美国法律体系中的定性是确定的：这是意外接触，不是性骚扰。而抓住他衣领不放的成年女性，其行为的法律定性同样是确定的：这是对未成年人的攻击。两者之间不存在“谁对谁错”的模糊地带。

回到长沙事件。如果它发生在美国，结果不会是“三轮调解未果后走诉讼流程”。

结果会是：女子被逮捕并起诉袭击罪，男童家庭接受CPS评估，男童本人不会被以任何形式追究“性骚扰”责任，事件在数日内从公众视野中消失，进入司法程序的轨道。这未必是一个“更好的结果”，但它是一个法律定性清晰、程序自动运转、不依赖舆论和调解的结果。

在中国，三轮调解失败后，事件仍在“谁对谁错”的框架中拉扯。在美国，这个框架从一开始就不存在。法律不问谁先挑起事端，只问：成年人对未成年人使用了过激行为吗？如果是，逮捕。如果否，结案。

就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