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国垃圾倒进穷国，西方旧衣废电子产品毒害非洲，自己倒装上环保

西方消费如何成为全球南方的环境噩梦，每年，工业化国家将数百万吨的旧衣物、电子设备及其他商品运往全球南方，同时将生产、消费和处置这些商品过程中产生的环境与健康成本一并转移。

在加纳阿克拉的坎塔曼托市场，每周都有数千件二手服装运抵。作为全球最大的纺织品转售中心之一，这些衣物中有些会被再次售出，获得“重生”的机会；而那些无法销售或质量低劣的服装，最终会被弃置在废弃场、水道或非法填埋场。

本应由欧洲或北美承担的环境责任，并未随这些商品一同抵达加纳。这揭示了一个少有人提及的悖论：材料可以在全球自由流动，但环境责任却被国境线阻断。

当我们将旧手机交给回收点、捐赠衣物或更换旧电脑时，常以为已尽了环保责任。这些物品的旅程并未因此结束。许多物品将在遥远的地方迎来新的使用或走向生命的终点，而这些地方往往距离原使用者数千公里。

越南胡志明市就是接收大量电子废弃物的城市之一。复杂且难以追踪的链条，今年早些时候，加拿大法语科学促进会第93届大会上，举行了题为“当全球南方启发全球北方”的研讨会，讨论了这一问题。

电子废弃物尤其能说明这一问题。据《2024年全球电子废弃物监测报告》，2022年全球产生了6200万吨电气和电子废弃物，但只有22.3%通过正规渠道被收集和回收。

其余废弃物则流向难以追踪的路径，进入复杂的全球市场。加拿大地理学者乔什·莱帕夫斯基在2018年的著作《重组废弃物》中指出，电子废弃物并非只是从北方向南方单向流动。它通过全球化网络迁移，涉及再利用、维修、材料回收和拆解等环节。

尽管这些流动能创造经济价值，环境和健康风险却往往集中在产品最终流入的地区。肯尼亚内罗毕最大的废弃物填埋场丹多拉便是如此。拾荒者在缺乏充分防护的情况下从事危险工作，劳动条件不稳定。

污染的非均衡分配，在一些非洲城市，拾荒者从废旧电子设备中提取铜、铝和其他金属。他们的劳动有助于回收原本可能流失的资源。这些工作常缺乏足够的防护装备，劳动条件不稳定，也很少得到制度层面的认可。

加拿大研究者马克斯·利布瓦龙称这种现象为“污染的非均衡分配”。她在2021年出版的《污染即殖民主义》一书中指出，环境损害从来不是中性分布的：一些人群从中受益，另一些人群则承担了不成比例的后果。纺织业同样是一个鲜明例证。每年，大量旧衣物被出口至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二手市场。

当大量货物是质量低劣、无法销售或难以回收的服装时，接收国便不得不处理一个并非由自己造成的废弃物问题。坎塔曼托市场正体现了这种矛盾。尽管当地有大规模的再利用和修补活动，它被视为循环经济的成功案例，但市场也堆积着大量无人问津的衣物。这些衣物造成的环境成本，并不是由将其运出的市场承担，而是落在加纳身上。

更好地纳入循环经济实践，荷兰乌得勒支大学哥白尼可持续发展研究所2017年的一项分析对循环经济作了简明界定：这是一种通过再利用、维修、回收和延长产品寿命，减少资源开采与废弃物产生的模式。

早在2015年，《经济与社会》期刊的研究就警告称，有关循环经济的讨论过度聚焦于材料流动和技术解决方案，却忽视了背后的社会、政治和地域问题。

这一批评尤其适用于全球北方与南方之间的贸易。环境期刊《垂直视角》2024年12月推出的“全球南方循环经济”专题显示，循环实践远不止工业化国家倡导的制度化模式。

许多地方早已形成维修、再利用和资源回收体系，这些体系往往存在于正规框架之外。维持这些体系运转的人创造了价值，减少了废弃物，也推动了资源循环，但他们很少被纳入循环经济的融资或治理体系。

因此，问题不只是回收，而是责任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分配。《巴塞尔公约》规范了危险废弃物的越境转移，但对于供再利用的旧货、纺织品或电子产品，仍存在不少监管空白。

与产品相关的环境成本被转移到目的地地区，而不是由将这些产品投放市场的地区承担。越来越多人呼吁扩大责任的定义，使产品进入市场所带来的收益，以及其报废后的成本，不再简单地止步于边境。真正可持续的循环经济，不仅意味着材料流动，也意味着责任、资金和保障措施随之流动。

这并不意味着应当终止二手商品的全球贸易。在世界许多地区，这些流动支撑了真实的经济活动，延长了产品寿命，并创造了本地就业机会。关键在于，必须确保财务责任和监管责任能够随产品本身一同流动。

加拿大也无法置身事外。加拿大的回收、押金返还和生产者延伸责任制度，仍主要以国家或省级边界为基础。但我们消费的产品，以及这些产品最终形成的废弃物，早已处在全球供应链中。

更认真地分类废弃物是一个良好的起点。但真正转向循环经济，意味着要追问：物品离开家庭后会去往何处，谁应对它们负责，又有哪些资源支撑这种责任。如果废弃物跨越国界，问责也应当如此。拉希达·布希德，加拿大魁北克大学蒙特利尔分校博士研究生。